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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安徽 向春而行|歐公致仕居潁州 痛斥“小人”蔣之奇(上)
2023-05-14 15:56:00來源:神羊在阜陽

      潁州舊志的藝文志部分,從《宋元筆記》中擷錄了與潁州相關的趣聞軼事。如北宋魏泰《東軒筆錄·卷之四》(《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中歐陽修的一些事略。

  魏泰,字道輔,號溪上丈人,晚號臨漢隱居,襄州襄陽(今屬湖北)人。他是一位出身世族,頗具個性的士人,但恃才傲物,放蕩不羈,做了許多荒唐之事。如喜歡逞強行霸,曾在京城的試院中毆打考官,因此被判終身禁考。后隱居襄陽,博覽群書,與名士交游,好談朝野趣聞。再如喜歡訛托他人之名作書,如借梅堯臣之名作《碧云》,借武人張師正名作《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等。但也有以真名撰著的《臨漢隱居集》《臨漢隱居詩話》《東軒筆錄》傳于世。尤以晚年所著《東軒筆錄》,記錄了王安石變法等北宋時期的朝政軍國大事,對當時的歷史人物、社會風貌也多有描述,對于研究宋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情況,可補《宋史》之闕,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魏泰《東軒筆錄》(卷之四)記載:北宋熙寧四年(1071)六月十一日,歐陽修帶職以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居于潁州西湖岸邊私第的“六一堂”,他身著唯衣道服,雖然身患多種疾病,但精神尚好,仍整天忙于整理舊著不輟。一天,歐公曾以翰林學士身份知貢舉(主持禮部考試)時的門生蔡承禧,經由潁州,特來拜謁歐公。蔡承禧(1035-1084)字景繁,北宋臨川(今屬江西)人。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蔡承禧與父蔡元導同登進士,與蘇軾兄弟進士同榜,一時傳為佳話。蔡承禧以“決事明敏”見稱,頗有政聲,剛直不阿,深為神宗贊許,受賜五品服。

  在飲燕潁州西湖的畫舫船上,蔡承禧直言不諱,他有些不解地問歐公:“公歷事三朝(宋仁宗、英宗、神宗),德高望重,文章道德,名滿天下,歷來是朝廷所倚重的高官名相,未及致仕年齡就要求退休了,這不是天下所有人愿意看到的呀!”歐公不無感慨地說:“我與世多有不順,晚年又不幸為所‘小人’誣蔑,唯有激流勇退,提前退休才能保全自己的名節。我在亳州已六請致仕,知蔡州一年又復請辭職退休,今雖然承蒙皇上恩準,使我如愿以償,但覺得還是晚了些。”歐公一席話中所不屑的“小人”,蓋指歐公曾經頗為看重的另一位門生蔣之奇。

  蔣之奇(1031-1104),字穎叔,常州宜興(今屬江蘇)人。考進士,嘉祐二年(1057)考中“春秋三傳”科,官至太常博士。后又考中“賢良方正科”中選。英宗治平二年(1065),朝廷發生了“濮議之爭”,即過繼給仁宗(趙禎)的嗣子英宗(趙曙),如何稱呼他的生父濮王(趙允讓),是稱“皇考”(對亡父的尊稱),還是稱“皇伯”(皇帝的伯父)的一場較長時間的爭論。以宰相韓琦、曾公亮和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概等為代表的中書派,主張仍稱“皇考”(對亡父的尊稱),而以御史中丞司馬光為首的臺諫派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為由,認為應稱“皇伯”(皇帝的伯父)。爭論之初,太常博士蔣之奇是支持中書派的意見,為歐陽修所厚愛,推薦其為殿中侍御史里行。治平四年(1067)二月,英宗逝世,長子神宗(趙頊)繼位。蔣之奇看到歐陽修成為眾矢之的,自己也因歐陽修的推薦提拔遭到臺諫派的鄙視,為了擺脫困境以求自保,于是轉調方向向臺諫派示好,還迫不及待地向繼位不久的宋神宗上書,竭力彈劾尚書左丞歐陽修,誣其“帷薄不修”(指家庭男女歡合淫亂)與長媳吳春燕有染,罪大惡極,要求處死歐陽修。“神宗不聽,之奇因拜地不起。”蔣之奇還將奏稿給御史中丞彭思永看,為了幫助蔣之奇并擴大聲勢,彭思永則出面拱火劾奏歐陽修。神宗鑒于此事重大,出于慎重起見,就把蔣之奇、彭思永的奏章親自批給樞密院調查處理。

  歐陽修獲悉自己的門生蔣之奇挑頭彈劾自己,頓時義憤填膺,二月間接連上書《乞根究蔣之奇彈疏札子》《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札子》《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札子》《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札子》《再乞辯明蔣之奇言事札子》等6篇奏札。大意是:蔣之奇污蔑我私通兒媳,這是禽獸不為的丑行,天地不容的大惡。我如果做出了這種事情,是犯了大罪,甘愿愿被誅殺;如果沒有,就是蒙受了天下最大的冤枉,請求皇上派人把這件事徹查清楚,為我平反昭雪,以正視聽。

  治平四年(1067)三月,神宗下手詔(皇帝親筆所寫的文書)密問天章閣待制孫思恭,孫思恭極力救解歐陽修并為其辨誣,認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歐陽修的親家吳充(字沖卿),時為知制誥,也在本月上疏為歐陽修辯誣:“乞朝廷力與辨正虛實,明示天下,使門戶不致枉受污辱……”。神宗在下手詔撫慰安歐陽修的同時,再次批付中書,下令徹查言事的來由,“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為托!宜令(彭)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說,具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明據以聞”。皇帝譴責彭思永、蔣之奇,你們不能拿“風聞”當做擋箭牌,隨意給歐陽修戴上一個“大罪惡”的帽子,必須交待所風聞的原委和確鑿的證據。蔣之奇的上諫本來就是道聽途說,于是推說此事是從御史中丞彭思永處聽來的,彭思永則百般抵賴,以記不清“風聞”從哪聽來的為由,企圖蒙混過關。最終,此案在神宗皇帝的直接關注下,終于水落石出,查清歐陽修“帷薄不修”之事純屬子虛烏有的誣告陷害。

  其實,此事的導火索緣自歐陽修夫人薛氏的堂弟、淄州知州薛宗孺。他在任水部郎中時薦舉崔庠充京官,后來崔庠因貪贓枉法被拘捕。薛宗孺坐舉官不當被牽連被彈劾候審。他原以為倚仗身為參知政事的堂姐夫幫忙,會很快獲得赦免。但歐陽修出于公心和回避,并沒有出面為他說話,反而鄭重聲明,不會因與他是自己的親威而減輕或免罪,結果薛宗孺被免去了官職。薛宗孺因此懷恨在心,于是便制造散布流言,說歐陽修與長兒媳、吳充女吳氏關系曖昧。謠言傳到集賢校理劉謹耳朵里,劉與歐素為仇家,便添油加醋一番,告訴了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又把這話傳給了下屬蔣之奇,蔣聽信讒言帶頭彈劾恩師歐陽修,霎時間鬧得滿城風雨,嚴重影響了歐陽修的聲譽。

  案件查清后,朝廷于治平四年(1067)三月四日宣布了處分結果:御史中丞、工部侍郎彭恩永降給事中、知黃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蔣之奇降太常博士、監道州酒稅。五日,張榜朝堂,譴責彭恩永告、蔣之奇的彈劾純屬虛妄捏造。同時告誡君臣,廣開言路不是憑空謾欺。直到二十四年后的元祐六年(1091),蔣之奇遷官時還受此案影響。據《宋史·蔣之奇傳》記載,蔣之奇“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孫升、諫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有“特以畔(叛)歐陽修之故,為清議所薄”。意即蔣之奇因背叛并誣告歐陽修案,被當時的士人所輕視,以至留下了難以抹去的人生污點,這應該是蔣之奇于心中感到愧疚一輩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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