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文章不厭百回改”。而蘇軾作為北宋時的著名文學家、書法家，其諸多詩文作品等創作時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多有修改，甚至一改再改，直到滿意為止。東坡守潁時的兩個事例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據宋·何薳《春渚紀聞》（卷七）記載：薳嘗于歐陽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稿。其和歐叔弼詩云：“淵明為小邑”，繼圈去“為“字，改作“求”字。又連涂“小邑”二字，作“縣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后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筆快為定，而憚于屢改也。
譯成白話則是：何薳曾在歐陽修的孫子輩家得到蘇東坡先生的幾篇詩稿。東坡先生在《和歐陽叔弼》（全題《歐陽叔弼訪，誦陶淵明事，嘆其絕識。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詩里面，有“淵明為小邑”，就把“為”字圈住，改為“求”字。緊接著又涂去“小邑”二字，改作“縣令”兩字。連續改了三次（三個字），才成為現在這樣的句子。至于“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這句，起初是“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如果按照最初這樣的語句，未免被后人指責毛病了。又從這些改動中知道，即便是大手筆的作者，也并不以文筆來得快一次定稿，而懶得屢次修改。
北宋元祐六年（1091）蘇軾守潁州。十一月初，與他私交甚篤的摯友劉季孫（即開封府人劉景文，北宋大將劉平之子）自杭州經高郵西赴汴京，順至潁州拜訪蘇軾，中途折經滁州，受滁州知州王詔（字景獻，北宋大臣王舉元之子）請托，向蘇軾求書楷書大字《醉翁亭記》。蘇軾以“軾于先生（歐陽修）為門下士，不可以辭。”于是在十一月乙巳書寫了歐文蘇字、珠聯璧合的楷書《醉翁亭記》碑。
據歐蘇研究學者管笛《醉翁亭記研究》（黃山書社1999年5月第1版）一書記述：蘇軾在正式書寫大字楷書《醉翁亭記》碑文前，曾有一氣呵成的默寫草稿（即傳世的草書墨寶《醉翁亭記》）。由于是默寫時的急就草本，似有不盡達意之感。而在此后正式書寫的楷書稿，與草書稿在內文及落款有了幾處不同，說明蘇軾發現了問題及時作了修改。如原草稿跋文落款為：“元祐六年（1091）軾為潁州，而開封劉君季孫請以滁人之意求書于軾。軾于先生為門下士，不可以辭。十一月乙未（即1091年12月23日）眉山蘇軾書”。而楷書正式稿為：“元祐六年（1091）軾為潁州，而開封劉君季孫，自高郵來，過滁。滁守河南王君詔請以滁人之意，求書于軾。軾于先生為門下士，不可以辭。十一月乙巳（即1092年1月2日）眉山蘇軾書”。蘇軾這么一修改，闡明了草書稿與楷書稿書寫的時間（前后相差10天）、先后順序，增加了求書過程，就把為滁人書寫大字楷體碑文的緣由說得更為具體明確并無懈可擊。
中國書畫史界公認蘇軾草書《醉翁亭記》為真跡無疑。建國后，多家正規出版社出版有蘇軾草書《醉翁亭記》墨寶法帖，為全面研究學習蘇東坡的書法藝術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而令人遺憾的是，蘇東坡在任潁州太守時的草書《醉翁亭記》墨寶，至今尚未能寫進阜陽書畫史，也未能被阜陽書法界所認可。
網絡舉報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