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全國不少城市外廓都曾有過“東湖”與“西湖”的湖泊，顧名思義，這往往是以城市（城池）的地理位置為參照物，以湖泊所在的方位而命名的。如阜陽的“東湖”，即是位于老城（南城）東南角的一處人工湖泊，習稱“慧湖”；阜陽的“西湖”，即是位于老城（北城）西北角的一處古老湖泊。這兩處湖泊，曾有過它的興盛繁榮時期，積淀著深厚的文化底蘊，皆為馳名遐邇的“風水寶地”和重要的歷史文化地標。
二、西湖之盛
潁州西湖，位于阜陽老城北城西北隅2.5公里處的新泉河兩岸。因阜陽在北魏以后稱潁州而名“潁州西湖”。又因阜陽在秦漢時為汝陰，亦稱“汝陰西湖”。為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風景名勝區。
在古代潁州水利史上，西湖水域存在較早，曾是一個長滿蘆葦荻草等水生植物和先民進行漁獵活動的陂塘野湖。湖區除了“故老相傳，昔胡女嫁魯昭侯為夫人，筑臺以賓之”的“女郎臺”，少有其它人文景觀建筑。西湖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處于默默無聞的地位。潁州西湖的開發建設肇始于先秦，初興于唐，鼎盛于宋，重生于明清，湮滅于晚清和民國。
現存最早關于潁州的志書——明正德《潁州志》（卷之一·山川陂塘附）記載：潁州西湖，“在州西北二里外，湖長十里，廣三里。相傳古時水深莫測，廣袤相齊。胡金之后，黃河沖蕩，湮湖之半。然而四時佳境尚在，前代明賢達士往往泛舟游玩于是。”潁州西湖，是古代潁河、清河、白龍溝（已湮沒無存）、小汝河（今泉河）四水匯流處。劉奕云先生在《潁州西湖史初探》（《可在軒集》南京大學出版社）中推知：“明正德十年（1515）湖長十里、廣三里，面積應為七點五平方公里。北宋時期，黃河沒有湮湖之半以前，湖面面積應為十五平方公里。古代湖面‘廣袤相齊’時，面積應為三十平方公里。”
北宋時“杭潁”并稱，誠如蘇門文人秦少章（名覯，秦少游之弟）所說：“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為游賞之勝。”典籍記載，全國有36處西湖，以杭州西湖、潁州西湖和惠州西湖最為著名。南宋時“杭潁惠”三處名湖平列。南宋詩人楊萬里（1127—1206），曾有“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潁水更羅浮”（《惠州豐湖亦名西湖》）詩贊，即指杭州（錢塘）、潁州（潁水）、惠州（羅浮）三大西湖。南宋詩人、詩論家劉克莊(1187－1269)，有《豐湖三首》，其一曰：“岷峨一老古來少，杭潁二湖天下無。帝恐先生晚牢落，南遷猶得管豐湖。”詩人對杭州西湖、潁州西湖和惠州西湖（亦名豐湖）等量齊觀，歸結為上天的眷顧與照撫。
潁州西湖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歷代統治者在陂塘野湖基礎上改造經營而成的園林風景湖，至唐朝時已四海皆知。晚唐著名詩人許渾（約791－約858），在行旅途中路過潁州，受到官府及友人的招待，作有《潁州從事西湖亭燕餞》（《全唐詩》卷五三九）一詩，其詩句“城帶夕陽聞鼓角，寺臨秋水見樓臺。蘭堂客散蟬猶噪，桂楫人稀鳥自來。”學術界對許渾此人此詩曾存爭議，如李立樸著《許渾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認為“潁州”應為“潁川”，蓋指許州（許昌）西湖。但潁州舊志歷來認為許渾是來過潁州的，此詩堪稱開創贊美潁州西湖先河的一首名詩。爭議歸于爭議，孰是孰非，難以稽考，只好各自表述吧。過去，人們評價許渾作品以登臨懷古、山水田園為佳，格調清新、律法圓熟。因為詩中用“水“字甚多，古人稱“許渾千首濕”。這話不假，他這首最早描寫潁州西湖勝景的詩中，也是既有臨水的亭臺樓閣，也有載著游人飄蕩在水上的畫舫，算作一個佐證。許渾此詩也為研究唐代的潁州西湖景致和歷史沿革提供了難得的寶貴資料。
宋代，潁州西湖的開發經營成為地方官吏施政遺愛的重要內容，使之達到了鼎盛。潁州西湖水域廣闊，風景獨秀，湖上建筑有亭、榭、樓、閣、堂、臺、寺、橋等。這些建筑或建于崇臺，或依于水湄，或臥于碧波，疏密有致，蔚為大觀。北宋景祐四年至元寶二年（1037－1039），蔡齊以戶部侍郎知潁州，奏乞創立“潁州州學”（儒學、文廟、孔廟、學宮）于近西城的西湖南岸，既可以“紓學者之懷抱”，又能“興其鳶飛魚躍之心”，各得其所，相映成趣。慶歷四年到六年（1044－1046），文學家晏殊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對西湖有開創奠基之功。“潁州有西湖，淺而狹。晏元獻公殊來知潁州，開浚有十頃之闊，既作北渚，又闕（quē通“掘”）西溪名勝。”（元朝官修地理總志《大元一統志》卷三·山川·三零二）。他在西湖北渚建“清漣閣”，植雙柳，在湖河交匯處建“清潁亭”。皇祐元年至二年（10491050），文學家歐陽修由揚州改知潁州，在清漣閣前建“雙柳亭”，在西湖境內筑飛蓋、宜遠、望佳“三橋”，創設了“西湖書院”。嘉祐六年至治平元年（1061－1064），天文、藥植物學家蘇頌知潁州，他在《和梁簽判潁州西湖十三題》中寫到了涵春圃、射堂、碧瀾堂、野翠堂、西湖、飛蓋橋、臨勝閣、清風亭、擷芳亭、四望亭、去思堂、西溪、女郎臺等13個景點。除飛蓋橋、擷芳亭、去思堂、西溪、女郎臺外，蘇頌還寫了涵春圃、射堂、碧瀾堂、野翠堂、臨勝閣、清風亭、四望亭等在其他文人的西湖詩中沒有記述過的景點，極大地豐富了潁州西湖的景致。元祐六年至七年（1091－1092），文學家、書畫家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發明了一種類似帳蓬，既可拆卸組裝，又可隨處移動的“擇勝亭”，成為西湖岸邊一道流動的別致觀景“建筑”。
潁州西湖，為北宋名賢“晏呂歐蘇”游宴嘯歌之地。尤其是大文學家歐陽修、蘇東坡先后任潁州太守，且政績最多，阜陽因此又有“歐蘇舊治”之說。他們留下了諸多贊美潁州西湖的詩作。歐陽修說“汝陰西湖，天下勝絕。”其詞作《采桑子十三首》，贊美西湖的旖旎景致，有十首的首句都用了“西湖好”三個字眼。歐陽修說：“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傾秋”（《西湖戲作示同游者》）。蘇東坡則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得十頃玻璃風”；“大千起滅一塵里，未覺杭潁誰雌雄”（《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韻》）；“西湖雖小亦西子，縈流作態清而豐”（《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等名句。東坡是將杭州西湖與潁州西湖之美比若西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有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之美貌）的第一人。他稱贊杭州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除了杭州西湖之外，就只有潁州西湖被蘇軾比作“西子”了。潁州西湖的驚艷之美，在詩人蘇東坡的妙筆之下被描繪的淋漓盡致,從而奠定了潁州西湖的地位。或可以這樣說，歷史上的潁州西湖與杭州西湖，齊名共榮，不分伯仲，二者同為天下西湖相媲美的標準。
在金元統治潁州的五百年間，記載西湖景況和修浚情況的文獻散佚，僅見有金代黨懷英、王渥、楊弘道，元代馬祖長等為數不多著名詩人的懷舊之作。詩人楊弘道在《潁州西湖》詩，有名句：“曲岸奩（lián）明鏡，微風皺碧羅。誰將比西子，我獨憶東坡。”
明清時，潁州西湖的命運迎來了一個受到相對重視的時期，一時相當興盛。如明嘉靖十一年（1532），河南提刑按察使司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署）僉事李宗樞，疏浚西湖，安排潁州判官呂景蒙動支原追返西湖地銀及三里集新募淫祠（違規濫建的祠廟）木料銀兩，重修“西湖書院”，前增加露臺，后將“歐陽公祠”（主奉歐陽修，配享呂公著）等進行了整合，創建了“四賢祠”。可見，兵備使者李宗樞、潁州判官呂景蒙兩人是“四賢祠”的首創者。
有文章認為“四賢祠”創建于北宋熙寧（1068－1077）年間，祠內立先后知潁州的晏殊、歐陽修、呂公著、蘇軾四公的木主（神位）。此說的創立時間顯然不確，因為熙寧年間蘇軾曾通判杭州、后知密州，而知潁州則是在近20年后的事情了，即元祐六年（1091）閏八月才知潁州。
明嘉靖十五年（1536）后，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署僉事陳洙、孔天胤、林云同、蘇志皋、許天倫等先后對西湖書院及“四賢祠”進行了修繕。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知州李宜春重修“四賢祠”，撰有《重修西湖祠記》及《祭文》。萬歷三年（1575），潁州知州謝詔，力清湖址，修復西湖書院祠宇等。明萬歷二十三年（1595），歐陽公裔、潁州兵備副使歐陽東風，捐金委托潁州同知蔡敬宗修葺“四賢祠”及圍墻，建“關公廟”。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知州黃大賁在四賢祠后筑臺重建“西湖亭”，在關帝廟后建“環碧亭與峙玉亭”。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鳳陽西府（鳳陽府駐節潁州捕盜府）通判郭蒙吉捐建西湖“松喬祠”，州人張鶴鳴撰立《西湖松喬祠碑》。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知州孫崇先在西湖洲島東堤壩處創建“西湖閘”（石閘）。明天啟初年，鳳陽知府晏日啟，重建“雙柳亭”于西湖南岸等。
清康熙七年（1668）知州喻三畏，“思復歐、蘇兩先生遺跡，再浚西湖，廣袤若干丈，筑堤以固其防，置閘一蓄其瀉，文人計東有記。清康熙三十年（1691），潁州知州馬之驊疏浚潁州西湖，重加葺治“四賢祠”，易四公塑像以木主（神位），并重修西湖亭，親撰《重修潁州西湖亭記》。清雍正十三年（1735）由州升府后，首任知府盧見曾重修“四賢祠”“而以宋僉書趙令畤、明通判呂景蒙二公配享，凡有功于湖者，不敢忘也”。并修建西湖書院，增建學舍21間，新建湖心亭與畫舫齋。清雍正十三年(1735)知府盧見曾重修西湖書院，清乾隆五年（1740）潁州知府孫光祀重建西湖書院及文昌宮，撰《重建西湖書院碑記》。清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王斂福更新“四賢堂”，創建澄源堂于其后，凡五楹，為名賢講壇。清乾隆三十年（1765），安徽布政司晏斯盛重建“雙柳亭”，引湖水環繞，立浮橋。道光二十九年（1849），潁上縣知縣程鈺派門人潘桂到揚州拓得《歐陽修石刻像》，敬獻于潁州西湖“四賢祠”內，供阜陽士民瞻仰畫像，緬懷先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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