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六年八月至翌年（1091－1092）二月，著名文學(xué)家、書畫家、政治家蘇軾任潁州知州，期間先后創(chuàng)作了《秋陽賦》《洞庭春色賦并引》和《酒隱賦并敘》等，姑且謂之蘇軾“潁州三賦”。其中《洞庭春色賦并引》《酒隱賦并敘》兩篇是寫釀酒飲酒與以酒隱逸的，《秋陽賦》是反映知世之艱難的。
賦，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文體或說文學(xué)樣式，它講究文采，韻律，兼具詩歌和散文的性質(zhì)，是一種耐人尋味的美文。查閱《蘇東坡全集》，蘇公目前存世的賦約有27篇，除了其中6篇是獻(xiàn)給皇帝的，其余21篇則是寫志抒懷之作。如《黠鼠賦》、《赤壁賦》、《后赤壁賦》、《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秋陽賦》、《酒隱賦并序》、《老饕賦》、《思子臺賦》等。這些賦作精品，較好地表現(xiàn)了蘇軾在逆境中執(zhí)著地探求人生價值的精神。蘇軾通過賦表達(dá)了他參悟人生的精義妙悟。蘇軾貶謫在海南時，還曾用默寫心儀賦作的形式預(yù)測自己北歸之期，足見他對文賦的重視和喜愛。
在古代，酒隱模式是公認(rèn)的一種重要隱逸模式。蘇軾所作的《酒隱賦并序》，反映了蘇軾遠(yuǎn)離“高處不勝寒”的京師朝廷，隱逸避世于民風(fēng)清麗的潁州郡地，借助他所喜愛的香泉、銀條、風(fēng)曲等地產(chǎn)美酒，幽默詼諧地笑談未泯的人生理想，以及細(xì)微地體察民間疾苦的復(fù)雜心境。蘇軾《酒隱賦并敘》全文如下：
鳳山之陽，有逸人焉，以酒自晦。久之，士大夫知其名，謂之酒隱君，目其居曰酒隱堂，從而歌詠者不可勝紀(jì)。隱者患其名之著也，于是投跡仕途，即以混世，官于合肥郡之舒城。嘗與游，因與作賦，歸書其堂云。
世事悠悠，浮云聚漚。昔日浚壑，今為崇丘。眇萬事于一瞬，孰能兼忘而獨(dú)游？爰有達(dá)人，泛觀天地。不擇山林，而能避世。引壺觴以自娛，期隱身于一醉。且曰封侯萬里，賜璧一雙。從使秦帝，橫令楚王。飛鳥已盡，彎弓不藏。至於血刃膏鼎，家夷族亡。與夫洗耳潁尾，食薇首陽。抱信秋溺，徇名立僵。臧穀之異，尚同歸于亡羊。于是笑躡糟丘，揖精立粕。酣羲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樂。烹混沌以調(diào)羹，竭滄溟而反爵。邀同歸而無徒，每躊躇而自酌。若乃池邊倒載，甕下高眠。背后持鍤，杖頭掛錢。遇故人而腐脅，逢曲車而流涎。暫托物以排意，豈胸中而洞然。使其推虛破夢，則擾擾萬緒起矣，烏足以名世而稱賢者耶？
譯成白話文：鳳山的南坡，住著一位隱者，以飲酒為樂。日子一長，士大夫聞其名，便叫他“酒隱君”，稱他的居室叫“酒隱堂”。追隨他的人頌揚(yáng)他，這樣的事多的記不下來。隱者擔(dān)心名聲太大，于是走上了仕途，就在合肥郡的舒城當(dāng)了個官度日。我曾與他一同外出游玩，因此寫了一篇賦，回來掛在他的居室。
人世間的事紛亂無常，像浮云，像水泡聚散不定。昔日是個深谷，今日變作高山。轉(zhuǎn)眼間萬事成為過去，誰能忘掉這一切而獨(dú)自游覽？于是有一位精通事理的高人，縱觀了天地間的古往今來，不擇山林就能避開世俗的擾亂。他手持酒器，自得其歡，希望在酒醉中保持真我。那些得了萬里封地的王侯，獲取一雙美玉的受賞者，那使秦帝“連橫”的說客，那使楚王“合縱”的謀士，待到大功告成，高占其位，結(jié)果刀鋒上沾染他們的血，油鍋里煮著他們的肉，親朋家人也跟著被殺害！至于那位到了潁水下游洗耳的隱士許由，那在首陽山上挖野菜過活的伯夷、叔齊，那些忠于職守的官員，那些求得不朽之名的人們，就像讀書的臧和貪玩的榖，結(jié)果都把羊放丟了，有何功名！于是這位達(dá)人笑著站在酒糟山上，不分精華、糟粕共飲，享受著上古逸民恬淡無欲的心境，體會到上古樸民的真正樂趣。用湯匙調(diào)拌著開天辟地前的混沌之氣，用酒杯飲干滄海里的水。想邀請別人一同歸返自然之境，可是無人答應(yīng)，常常自飲而開懷獨(dú)樂。至于那在池邊倒拖刀戟的山簡，那在酒壇邊安眠的阮籍，那讓仆人背鏟的劉伶，那杖頭掛著酒錢的阮脩，那遇見酒車便流口水的李琎，都是暫時借酒排泄內(nèi)心和愁情，心中哪里通達(dá)明徹？如果打破他們的幻夢，亂紛紛的俗事就會出現(xiàn)在他們的心中，他們怎么能夠在世上聞名，成為賢人！（孫民著《東坡賦譯注》巴蜀書社，1995年5月第一版）
《酒隱賦并敘》，“更可能是元祐七年（1091）東坡知潁州（今安徽阜陽）任上。”（《蘇東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我市史學(xué)家劉奕云先生在《中國酒文化》（黃山書社2018年2月第1版）記述：“蘇軾一生大約寫了十四篇酒文”，“在潁州寫的有兩篇：一是《洞庭春色賦》，二是《酒隱賦》。”
蘇軾的《酒隱賦并序》寫得挺有趣味。“賦中說有一位隱士，以酒作韜晦之計，他不像一般隱士那樣隱居于深山老林，而是在合肥郡舒城做官混世。他每每舉杯自娛，隱身于一醉之中，同樣可以避世。酒隱君一飲起酒，就嘗到了伏羲氏的真味，返回到純樸的太初時代。其實(shí)他沒有醉，暫時以酒作寄托，胸中仍然清醒理智，洞達(dá)一切。”同時，蘇軾在賦中概括了三類士人：一類是為帝王之業(yè)建立功勛的王侯顯貴、出謀劃策的謀士，四處奔走的說客之流，雖風(fēng)云一時，占據(jù)高位，盡顯風(fēng)頭，結(jié)果卻身敗名裂；二類是許由、伯夷、叔齊等追求名節(jié)的所謂“高士”；三類像山簡、劉伶、阮藉、阮修、李琎等一類的“酒徒之輩”。與通過一醉而推搪諸事，保持自己獨(dú)立異行的“酒陷君”相比，蘇軾認(rèn)為“鳥盡弓藏”一類士人的結(jié)局未免慘烈，“高士”太拘形跡，“酒徒”未真達(dá)觀，唯有“不擇山林，而能避世”，壺觴自娛、隱身一醉的“酒隱君”，才是真隱者、真達(dá)人、真賢者。細(xì)細(xì)嚼味，作者的身世懷抱等皆顯現(xiàn)于字里行間。
“酒隱君”是誰？劉奕云老師認(rèn)為，“實(shí)際上就是蘇軾自己，他不愿在天朝中與小人共事，就奏請外放至潁州避世（避開喧囂的世俗，遠(yuǎn)離人群的喧鬧，隱居清靜悠然的居所）。蘇軾自然把自己的姓名隱起來，潁州也只好隱名為合肥郡舒城縣。這是作者運(yùn)用了托物寓意的寫作手法和使用曲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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