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薯，為旋花科番薯屬一年生草本植物，原產中美洲。亦稱紅芋、甘薯、金薯、紅苕、山芋、地瓜等。而阜陽人更習慣稱紅薯為“紅芋”。
紅芋是一種高產而適應性強的糧食作物，與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關系密切。其塊根除作主糧外，也是食品加工、淀粉提煉和酒精制造工業的重要原料，根、莖、葉都是優良的飼料。
在漫長的風霜歲月中，紅芋扮演了“民食之半”、“紅芋半年糧”的重要角色，曾是阜陽城鄉居民餐桌上最主要的口糧，阜陽人也與紅芋結下了不解之緣。因此也誕生了“紅芋面、紅芋饃，離了紅芋不能活”的經典諺語。
么，紅芋這個“舶來品”有著怎樣的引進故事呢？
紅薯引進肇始于明代萬歷年間。通常認為，紅薯經由福建長樂、福建泉州、廣東電白三條路線傳入我國。而影響最大的則數福建長樂這條線路。當年，福建人僑居呂宋（即今菲律賓）的很多，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在呂宋經商期間，發現紅薯產量很高、味道可口，便想把它引入祖國以代糧食。但是，菲律賓視紅薯為奇貨，“禁不令出境”。于是陳振龍便和兒子陳經綸向當地百姓學習紅薯的栽種方法，終于在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取薯藤絞入汲水繩中”，在繩面涂抹污泥，巧妙地躲過出境關卡的檢查，“始得渡海”，航行七天，帶回國內，并在回家鄉試種成功。為造福更多的人，陳振龍之子陳經倫向福建巡撫金學曾獻薯藤種法及《獻番薯稟帖》。當時正值福建遭遇旱災，巡撫金學曾便下令在全省推廣栽植，收到了顯著的救荒效果，百姓感恩金巡撫的推廣，稱紅薯為“金薯”。在明朝末年，福建成為全國最著名的甘薯產區。
到了清乾隆三十三年 (1756年)，陳振龍五世孫陳世元將甘薯傳入、試種、示范、推廣及傳播情況編成《金薯傳習錄》上、下二卷在福州刊印出版。
紅薯的引進和推廣，對我國的糧食結構變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由于華僑陳振龍一家數代以及福建巡撫金學曾為甘薯的引種、推廣、種植和傳播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功在民生，深受后人景仰。清道光十四年(1834)，經郡人何則賢倡議，在福州烏石山興建了“先薯祠”，以紀念他們的功績。1957年與1980年重建。
對陳振龍父子傳播番薯的功績，著名文學家、史學家郭沫若先生在詞作《滿江紅———紀念番薯傳入中國370周年》中給予很高評價?！稘M江紅》詞云：
我愛紅苕，小時候，曾充糧食。明代末，經由呂宋，輸入中國。370年一瞬間，十多億擔總產額。一季收，可抵半年糧，超黍稷。
原產地，南北美。輸入者，華僑力。陳振龍，本是福建原籍。挾入藤籃試密航，歸來閩海勤耕植。此功勛，當得比神農，人誰識？
郭沫若先生的這首“滿江紅”贊紅薯的詞，既是一首頌歌紅薯和引進者陳振龍的史詩，又是紅薯傳入中國后迅速種遍全國、貢獻極大的概括。
明代著名科學家、政治家徐光啟，也為紅薯的進一步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上?？h法華匯(今上海市)人，官至崇禎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等。病逝后，崇禎帝贈太子太保、少保，謚文定。明天啟年間，徐光啟遭魏忠賢排擠，告假回上海閑住，致力于農業研究。他研究了大量的農業資料，把理論聯系實際進行科學實驗，將紅薯引進家鄉種植，進行多次試種后終獲成功。為此作《甘藷疏》大力宣傳，先后在上海、松江推廣，后又將甘薯的種植擴大到全國。徐光啟一生關于農學方面的著作甚多，計有《農政全書》《甘薯疏》《農遺雜疏》《農書草稿》等。
據農史學家萬國鼎所著《五谷史話》（中華書局，1964第1版）記載：查看清代乾隆以前的方志，各省最早引進紅薯的記載如下：（1）臺灣1717年，（2）四川1733年，（3）云南1735年，（4）廣西1736年，（5）江西1736年，（6）湖北1740年，（7）河南1743年，（8）湖南1746年，（9）陜西1749年，（10）貴州1752年，（11）山東1752年，（12）河北1758年，（13）安徽1768年。
所謂“安徽1768年”引進紅薯，即指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1995年《阜陽地區志》（第四章·農業）記載：“紅薯原產南美洲，1492 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傳入世界各地，明萬歷年間傳入中國，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由上海郊區傳入亳州”。潁州府“管州帶縣”，亳州（散州）屬潁州府所管轄，引入亳州即是引入潁州府，經過試種后在全境普遍種植，并占“民食之半”。因此，阜陽地區始有紅薯引進種植的時間為乾隆三十三年（1768）。
民國《潁上縣志》（實業書·農業第一）記載：“番薯一名甘薯，土產有紅白二種，紅者俗名紅芋，以產于清河流域為佳；白者俗名白芋，以產于黏土者為佳，沙土之產較遜”；“歷年價值，清季每斤銀幣五厘，民國十年前后，每斤銀幣二分，民國二十后，每斤銀幣八分”。民國十四年《太和縣志》（卷四·食貨志）記載：“甘薯，俗名紅薯。備荒功與芋同（芋，指旱芋，即毛芋頭）”。
清乾隆四十一年 (1796)，朝廷詔令在全國“推栽甘薯，以為救荒之備”。從此，在地方官府的推動下，各地普遍推廣種植，有的官方還提供薯種和技術指導，使紅薯很快成為了百姓餐桌上的主要糧食作物。
雖然與大米、小麥等作物相比，食用紅薯似乎是降低了生活水平，但在當時，紅薯不與主要糧食作物爭地，且種植技術相對簡單，對氣候和雨水要求也不高，適應性強，耐瘠薄，耐旱澇，塊根和葉皆可食，是度荒充饑的重要食物。推廣種植紅薯，不僅具有農業方面的意義，在清代人口猛增而可耕地減少的情況下，其民生意義不可低估，對于養活億萬下層百姓功不可沒。
阜陽在歷史上一直是全省的紅芋主產區，紅芋是百姓的主糧， 民謠“紅芋面，紅芋饃，離了紅芋不能活”，就是這一時期的寫照。改革開放后，由于種植結構、飲食方式的改變，以及對吃紅芋留下的逆反心理，大米好面占了上風，阜陽農村種紅芋大幅度減少，以至后來阜陽當地的紅薯成了“稀缺物”，有人發現這個機遇，從河南、山東等地販進紅薯，并“一統”阜陽天下。近年來，阜陽當地幾乎被遺忘了的紅薯種植才漸漸蘇醒，目前已經步入了合理的種植軌道，紅芋的總產和單產都有突破。阜陽紅芋的年產量約占全省總產量的一半以上，單產更是令人矚目。2014年12月29日《阜陽日報》（記者馮啟俊）刊登了《紅薯畝產10350斤——潁上農民打破單產全國紀錄》的新聞，在阜陽乃至全國關心農業生產的群體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如今，紅芋不僅在飲食生活中有著不可或缺的保健功用，而且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紅芋已由昔日主要用作口糧，逐漸轉向工業原料和飼料，進行多層次加工，阜陽所產的紅芋粉絲、粉皮、粉面等遠銷省內外。
網絡舉報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