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副宰相),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歐陽修從仁宋慶歷五年(1045)初來潁州,到皇祐元年(1049)任潁州太守,再至熙寧四年(1071)退休,翌年(1072)終老于潁州西湖六一堂。有研究表明,歐陽修一生至少八次來到潁州,與這片古老的沃土有著一種特殊的情結。
明代潁州子城、羅城,及歐陽修故居分布圖(一)
大家知道,北宋熙寧四年(1071)七月,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辭職,退居在潁州西湖書院旁陸續建造而成的私家別院,院內有歐陽公親自題銘的“六一堂”等建筑群落。第二年(1072),與歐公曾同在政府的前副相趙槩,以近八十歲的高齡自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單車來訪,時任潁州知州的呂公著為盡地主之誼,在歐公宅院的西堂特置酒饌宴二公,灑酣耳熱之際揮毫題額:“會老堂”。后來,“六一堂”、“會老堂”等建筑,人們習稱為“歐陽修故居”,皆為潁州歷史上久負盛名的文化符號。六一堂”今已不存,“會老堂”建筑仍存于古潁州西湖(今生態園)遺址上,是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明代潁州子城、羅城,及歐陽修故居分布圖(二)
在潁州南城也有一處曾被稱為“歐陽修故居”的地方,卻鮮為人知。按照城建規制,古代的潁州城池,在唐代以前即由毗連的“子城”(小城、北城)與“羅城”(大城、南城、郭城)兩部分構成,并形成了相對獨立的重城格局。位于中衢的“鐘鼓樓”,既是“子城”的南門,門前有護城河和橋梁,也是南北兩城的分界線,縱貫南北城區的中軸線也從門洞中穿過。這種傳統的城建格局,一直延續到民國年間,潁州城池的城址、城基和城周也無大的變化。前些年,臺灣省著名蘇學專家李常生博士曾來阜陽考察城池建筑遺跡,他認為:“宋代潁州城郭有子城及羅城,暨(明)正德《潁州志》所記載之南城、北城。北城暨子城。”(李常生《蘇軾行蹤考》中華文史叢書,2019年8月初版)史料還記載,潁州南城(羅城)不僅是汝陰縣衙所在地,而且是宗教建筑較多的地域,如唐代所建的潁州開元寺(約在今鼓樓廣場南側劉上臺西南)及羅漢院、普惠寺、毗盧院、臺頭寺(舊志稱南城大隅首即臺頭,臺頭寺即在附近)、維摩陀院,及宋代始建的大資福寺等寺廟建筑群落皆在附近。迄今,宋代大資福寺仍存;唐代潁州開元寺僅存重約伍仟斤碩大銅鐘一口,鐘高170厘米,口徑125厘米,鐘腹部刻鑄有《潁州開元寺鐘銘并序》。相傳在明洪武初年發大水漂至壽州城內,現存淮南市壽縣博物館,為國家一級文物。
開元寺門額(圖片源自網絡)
北宋皇祐元年(1049)二月,歐陽修任潁州太守,或因家眷老小較多,也就沒有住在北城(子城)署衙狹窄的官宅內,而是安頓在了南城(羅城)寬敞的維摩佗院。宋代文人楊汝翼在《順昌戰勝破賊錄》中記載:“……維摩陀院,乃歐陽文忠公之故居。”當年,歐陽修的幼子歐陽辯(1049-1102),字季默,在維摩陀院內的寺舍呱呱墜地,歐公遂給他起了乳名喚作“和尚”。至于這個乳名的由來,后來歐公還留下了一段機智幽默的趣話。治平四年(1067)歐陽修徙知亳州,蒙城時為亳州所轄,曾任蒙城縣主簿的王辟之與歐陽修交往甚密。他在《澠水燕談錄·談謔》(卷十)作了記載:歐陽修歷來不喜歡佛教。對那些談論佛教的讀書人,歐陽修必定要板著臉嚴肅地看著對方。而歐陽修最小的兒子歐陽辯卻字“和尚”,有人不解地問:“你既然不喜歡佛教,為什么偏偏給兒子起個乳名叫‘和尚’呢?”歐陽修說:“正因為我輕視佛教,所以就象民間一樣用牛、驢、狗之類的賤字為小兒命名,這樣也好養活成人。”提問的人開懷大笑,非常佩服歐公機敏的辯解。
民國時,潁州南城歐陽修故居位置示意圖
發生在南宋紹興十年(1140)的順昌府(今阜陽市)城邑保衛戰,抗金名將、東京副留守劉锜率領的“八字軍”主力就駐扎在南城(羅城)的內,如“羅漢院駐左軍,普惠寺駐右軍,前軍駐舊衙,后軍駐毗盧院,中軍駐臺頭寺,而太尉劉锜遷維摩陀院,乃歐陽文忠公之故居。”(楊汝翼《順昌戰勝破賊錄》)為不擾民,駐扎在子城(北城)外劉錡大軍,與設在子城(北城)內的順昌府衙及多數民家互不相干。
唐代潁州開元寺五千斤大銅鐘,現存淮南市壽縣博物館,國家一級文物。
據史料,宋代時京官充任的地方官員一般任期較短,調動頻繁,通常舉家赴外地任職,由于地方衙署內或附近官宅的面積有限,借居于寺院和租賃民居的現象頗為普遍。如此,歐陽修任潁州太守時則住在了南城的“維摩陀院”。歐陽修曾八次來潁州,在維摩陀院陸續住了近兩年的時間,其中最長的一次是在任潁州太守時,達一年零四個多月(1049年2月13日-1050年7月1日)。歐陽修有可能不止一次借住在這座寺院內。我市宋史研究專家李興武先生在《歐陽修與潁州》(黃山書社,2023年7月第1版)專著中記述:歐陽修“雖然早就做好了歸隱的準備,但‘族大費廣,頗以勞心’,一切皆按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惟當營舍,久而僅了。’房屋擴建工程沒有完成,只得暫時寄居別處。”這個“別處”或是維摩陀院。
唐代《潁州開元寺鐘銘并序》朱拓
潁州南城(羅城)“維摩陀院,乃歐陽文忠之故居”,也得到了史料的進一步佐證。據原阜陽市博物館韓自強先生所見,1987年,阜陽中大街開發建設古商城時,在老地委西街口(即貢院街中段,八角亭附近)一古井內挖出一枚長三四寸的殘骨笄(古代束發用的簪子),上面刻“六一居士”四個篆字,后被一老文化干部收藏。此骨簪或是北宋熙寧四年(1071)歐陽修退休于潁,曾暫居“維摩陀院”時的一件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