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長久以來，阜陽坊間有不少史志謬誤在流傳，如“潁州城隍廟是全國唯一受到賜封的城隍廟”、“明萬歷二年潁州知州趙世相擴建南城并建奎星樓”、“潁州北城四門是承恩門、通汴門、達淮門、鎮(zhèn)潁門”等等。諸如此類訛誤，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糾正，致使以訛傳訛，三人成虎，混淆了視聽，貽誤了后學(xué)，影響了阜陽歷史文化的正確傳承和弘揚。為此筆者特設(shè)“史誤勘正”欄目，以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近翻《阜陽郵電志》（黃山書社2008年12月版），偶見該志在“序言”及“概述”中講到阜陽古代郵驛的起源問題：“秦始皇時設(shè)汝陰縣，建有驛站，郵驛傳遞初具規(guī)模。據(jù)考證，早在漢前，潁州便有驛道貫通。如在潁上江口鎮(zhèn)出土的官印“中郵吏印”，據(jù)考證為中部督郵的印信（現(xiàn)藏阜陽博物館），說明漢代阜陽郵驛便已很發(fā)達。”該志插頁還印有“中郵吏印”的印蛻“圖片”及相關(guān)說明。
可是，《阜陽郵電志》的編纂者，在對“督郵”的理解和表述上犯了望文生義、牽強附會的毛病，錯誤地引用了歷史文物成果。因為，古代的“督郵”并不管理郵驛事務(wù)，而是專司監(jiān)察的官員，與郵驛并無關(guān)聯(lián)。潁上出土的這枚“中郵吏印”，與阜陽郵驛的起源也扯不上半點關(guān)系。
《阜陽地區(qū)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三十九章·文物名勝，第1012頁）明確記載：“中郵吏印”，漢代官印。銅質(zhì)，方形，瓦鈕，邊長2.1厘米，通高1.3厘米。印面陰刻篆書“中郵吏印”。漢制，督郵為郡一級的重要屬吏，代表太守督察縣鄉(xiāng)，宣達教令，兼司獄訟捕亡之事。“中郵吏印”，是郡守之下中部督郵的印信。1973年8月，潁上縣江口區(qū)湯圩古城征集。現(xiàn)藏阜陽地區(qū)博物館。（今阜陽市博物館）
同時期編纂的《潁上縣志》（黃山書社1995年7月第1版，第二十四章文化，第377頁）也有詳細記載：“中郵吏印，1973年8月1日于江口區(qū)湯圩村（古慎城址）征集。印體方形、橋紐，邊長2.1厘米，通高2.4厘米。中郵吏印4字為陰刻小篆白文，字體纖細清晰，經(jīng)古璽專家鑒定為漢代官印，屬一級文物，此印應(yīng)為某郡中部督郵的屬吏之印。為研究漢代郡級監(jiān)察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此印現(xiàn)藏阜陽地區(qū)博物館。”
“中郵吏印”為銅質(zhì)，重28克。用銅鑄印，習(xí)稱“銅印”，也稱“金印”。銅印源于東周，盛于西漢，后歷朝歷代皆用銅印。官用的銅制印章，代表一定的官階。
史料記載，督郵，乃“督郵掾”“督郵書掾”、“督郵曹掾”的簡稱，是西漢中后期各郡太守的重要屬吏，代表太守督察縣鄉(xiāng)，宣達政令兼司法等。每郡分若干部，每部設(shè)一督郵。潁上發(fā)現(xiàn)的“中郵吏印”，應(yīng)是郡守之下中部督郵的印信。《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商務(wù)印書館2005年7月第4版）對“郵”字作了解釋：“郵”通“尤”。是指罪過、過錯。研究認為，各類文獻中并無督郵管理郵驛事務(wù)的明文記載。由此可知，督郵是古代監(jiān)察體系中設(shè)置在郡級的監(jiān)察官員，他們專司監(jiān)督職責(zé)，對違法犯罪的官吏進行糾舉查處。
北宋大文學(xué)家、書畫家蘇軾，從小就讀過陶淵明的詩和《范滂傳》，對東晉詩人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今江西九江）、東漢名士范滂（漢汝南細陽人，今屬太和縣)崇敬有加。元祐六年（1091）閏八月，蘇軾來潁州任太守，他在《潁州謝到任表二首》中盛贊潁州“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范滂，字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xù)，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fēng)”。
在陶淵明、范滂兩位歷史名人的傳記中，都出現(xiàn)了職掌監(jiān)察的“督郵”官員的身影。一是東晉時期大詩人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故事中那位耀武揚威的“督郵”。《晉書·陶潛傳》記載,陶淵明在彭澤縣令任上，適逢年終，“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yīng)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意即，年底時郡督郵來縣巡察，縣吏白應(yīng)告訴他，應(yīng)該穿戴得整整齊齊地去恭迎督郵。陶淵明氣憤地說：“我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當(dāng)日即解下官印綬帶離職而去，并賦《歸去來兮辭》，以明心志。陶淵明毅然辭官的原因，雖不能全算在督郵身上，但督郵的到來無疑是一根導(dǎo)火索，使陶淵明加快了解印辭官，奔向田園，隱逸山野的腳步。蘇軾在潁州有“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嘆其絕識。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的詩句，也講到了這件事情和那位“督郵”。
二是東漢汝南細陽人（今屬太和縣)范滂，曾任清詔使（承皇帝詔旨至各地查辦案件）、光祿勛主事等職。他是一位正直高節(jié)，懷有攬轡澄清天下之志的名賢。東漢建寧二年（169），14歲的漢靈帝輕信了宦官曹書的讒言，下令逮捕任范滂。汝南郡督郵吳導(dǎo)奉命捉拿范滂，到了驛舍里，督郵吳導(dǎo)閉門抱著詔書伏在床上痛哭。消息傳到范滂那里，范滂說：“我知道督郵一定是為了不愿意抓我而哭。”即親自跑到縣衙投案，縣令郭揖也是正直人，他看見范滂忙說：“天下這么大，哪里不能去，你到這里干什么？”郭揖欲交出官印，隨范滂一同出逃。范滂非常感激：“不用了，我死了，朝廷也許能把抓黨人的事停下來，我怎能連累你。”郭揖沒有辦法，只好把范滂收監(jiān)，后隨督郵吳導(dǎo)入京都。最終遭奸佞謀害于獄中，就義時年僅33歲。
從上述的歷史人物事例來看，兩位“督郵”給人以不同的角色：一個是倚官仗勢、頤指氣使的反面典型；另一位則是秉持正義、同情范滂的正面形象。這也說明古代的“督郵”確與郵驛事務(wù)無涉。
“中郵吏印”是古代監(jiān)察史和監(jiān)督文化的珍貴遺物。據(jù)說，新建于城南新區(qū)雙清灣公園之畔的阜陽市圖書館，其外觀總體看來像一枚“官印”，它的造型元素或是取自潁上出士的漢代官印——“中郵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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