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編《阜陽簡史》（黃山書社，2020年12月第1版），是由阜陽市檔案館，聯合阜陽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李良玉教授專家團隊，共同編纂的一本權威性地方史著作，也是完整、準確、真實了解和把握阜陽歷史沿革和政治經濟、社會變革、思想文化等領域發展嬗變和興衰成敗的通俗讀物，具有存史、資政、育人的多重意義。在編寫過程中，該書參考了張寧等著《阜陽通史》、李良玉主編《阜陽文化史》等著作，并有一些新的見解。縱覽全書，使人獲益良多，感到有三個鮮明特色。
一是遵循“越境不書”。我國從古迄今編纂地方史志遵循“越境不書”（也稱不越境書）的通則。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2008年頒布的《地方志書質量規定》指出，修志“以本行政區域為記述范圍，越境不書”。修志若不執行“越境不書”的規則，就會損害和削弱志書的地方性，是為大忌。《阜陽簡史》一書最鮮明的特色，就是恪守了“越境不書”的原則，不旁侵鄰境，不掠鄰之美。譬如，唐代時的潁州與亳州，在行政區劃上各有疆界，在彼此關系上互不領屬，在地位上屬于平級，是為兩家。兩州同屬“河南道”（唐前中期，“道”以“監察區”為主，后為一級行政區劃）監督管轄。
兩州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繁榮等方面各有特點，相對而言亳州在經濟文化等方面比潁州發達許多。在唐代李吉甫所撰《元和郡縣志》中，亳州位在潁州之前。唐開元中，朝廷將“州”的等級定為：“輔、雄、望、緊、上、中、下”7個等級，亳州（譙郡）屬于“望州”（第三等級），最多時統領8縣，鼎盛時人口達60.8萬；潁州屬于“上州”（第五等級），領4縣，人口鼎盛僅20.3萬。唐時潁州經濟，絲織業土貢為絁、綿，養殖業貢品為糟白魚。唐時全國織物等級分為八等，潁州生產的絹列為第五等（位于中游）。唐時潁州文化，在文學上該書僅記載了唐潁上人張彪，其工于詩歌，又善草書，人稱“張十二山人”。因應舉不第，又遭戰亂，奉母避地隱居河南嵩山，時常與詩人杜甫往來，杜甫作詩《寄張十二山人》贊揚他“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潁上舊志新志均有傳略，《全唐詩》錄有其詩。在佛教上，僅記載了唐開元年間潁州建造的規模宏大、遠近聞名的“開元寺”，及寺內的大銅鐘（現藏壽縣博物館）。1974年出土的唐代陀羅尼寫經、印經殘片（現藏阜陽市博物館）。
而遵循“越境不書”，在行政區劃上并不排除對歷史上客觀存在“隸屬”關系的記述。由于不同歷史時期阜陽轄區的范圍不同，《阜陽簡史》對明清時期曾有領屬關系（屬潁州管轄）、屬于本境內的亳縣（亳州）、霍邱縣，則對其所屬起止時間和這一時期的歷史文化等有所涉及。明洪武二年（1369）廢亳州改為亳縣，洪武六年（1373）亳縣改隸屬潁州管轄；明弘治九年（1496）升亳縣為亳州，與潁州同隸屬南京鳳陽府。明時潁州曾管轄亳縣123年。清雍正十三年（1735）潁州升為潁州府，附廓阜陽縣，潁州府轄阜陽、太和、潁上、蒙城、霍邱、亳州等5縣1州。至民國元年（1912）廢府存縣，原潁州府所轄州縣均直屬安徽省。清時潁州府曾管轄亳州177年。明清兩代，潁州（府）曾管轄亳縣（亳州）總計長達300余年。
二是堅持去偽存真。《阜陽簡史》對長期盤踞在阜陽舊志史料、文史文章中的史誤和坊間訛傳進行了勘正。如清康熙《潁州志》以降的阜陽舊志和建國后的阜陽新志，多在沿襲“萬歷二年（1574），知州趙世相筑南城”；“明萬歷二年（1574），潁州知州趙世相決定擴建潁州城，將南、北兩座城墻合二為一，全部改用磚砌，并在城墻四隅各建角樓一座”；“望霍樓（奎星樓），原為明萬歷二年（1574）知州趙世相擴建南城所建敵樓”的史誤說辭。該書（第五章第一節：“兵防與潁州城的營造”）既確認了明萬歷二年（1574）潁州知州趙世相創建“望湖樓”的史實，去除了其他訛誤，又確立了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僉事孫磐、曾大顯于明正德九年至十一年（1514－1516）接力完成潁州南城土垣磚甃工程的歷史功績。
三是行文要言不繁。阜陽歷史源遠流長，人文薈萃，文化底蘊極為豐厚。要把這幾千年的厚重歷史濃縮為區區30萬字實屬不易，但《阜陽簡史》做得很好。該書在記述歷史沿革、社會經濟和文化藝術諸方面線索明晰、不枝不蔓；記述風起云涌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簡煉明了，語言簡約扼要，這些確實是下了一番錘煉工夫，誠為可貴。
當然，也毋庸諱言，書中也難免存有瑕疵或不足，如對有些歷史文化研究成果沒有吸收入書。總之，瑕不掩瑜，新編《阜陽簡史》仍不失為一本全面系統了解阜陽歷史文化的好書，值得人們抽暇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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