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潁州（今阜陽市）古西湖境上的“會老堂”，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退居潁州后的私宅（西堂），與歐公的臥室兼書房“六一堂”（東堂）相毗鄰，均在一個院落內。“會老堂”之名，源于歐陽修致仕后在宅內接待老友趙槩的宴集活動場所。
歐陽修與趙概西湖相會
北宋熙寧四年(1071)六月十七日，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寓居潁州西湖“六一堂”。退休前，歐陽修與同在政府的前副相趙槩相約，退休后要相互訪問。趙槩（996－1083），字叔平，謚曰康靖。北宋南京虞城（今河南虞城）人。天圣五年（1072）進士，授開封府推官。嘉祐七年（1062）三月任參知政事。據北宋蔡條《西清詩話》記載：“歐陽永叔與趙叔平同在政府，相得甚歡。
呂公著畫像
熙寧五年（1072）四月，趙槩以七十七歲高齡，踐約自南都（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單車來潁州訪問歐陽修。歐陽修為了接待德高望重的老友趙槩到來，遂將自建的私第別院中的西堂（會客室）加以整修，作為接待趙公的場所。這次兩老相會，不僅飲酒賦詩，暢敘友誼，還談論了兩共同喜好的古碑帖收藏鑒賞的話題。趙公在潁州盤桓一個多月才回南京，歐公承諾次年去南京回訪，此事一時傳為佳話。
為紀念這次盛會，歐陽修作《會老堂致語》并七律：“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歐陽公“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詩句，因歐陽修、趙槩、呂公著都曾任過翰林學士，而歐陽修、趙槩均已退休而言。時任潁州知州呂公著（字晦叔，謚正獻）為盡地主之誼，“特置酒于堂，宴二公。”（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四·高逸）呂公著還把他們的會聚宴飲處題名為：“會老堂”。呂公著（1018－1089），字晦叔，別稱呂正獻、呂申公、小呂申公、呂司空等，謚正獻。壽州（今安徽省壽縣）人。
北宋熙寧五年（1072）五月，蘇軾已在杭州任通判任上，作《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題永叔會老堂》《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寄汝陰少師》等；蘇轍在陳州亦作《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于潁州留西湖久之》，有“公居潁水上，德與潁水清”詩句。他們唱和二公如“德星之聚”，既為一時之盛事，又是永留史冊的君子之交范例。
北宋熙寧年間，呂公著在任潁州太守時，曾攜呂希哲（1036—1114）等諸子在潁州謁拜歐陽修，“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侄之禮”（孫有亮著《北宋呂氏家庭“一門三相”編年錄》黃山書社2020年12月版）。呂希哲知曉父親呂公著（正獻）“宴二公”及題額“會老堂”的來龍去脈，他在《呂氏雜記》（卷下）中對此明確記載：“正獻公守潁時，趙康靖公概自宋（指商丘）訪歐陽公于潁，與公二人會燕于歐陽公第，因名其堂曰‘會老’”。
呂希哲畫像
上述史料講得很清楚，并闡明了三個問題：一是趙概為踐約從開封單騎來潁州訪歐陽修；二是州守呂公著為盡地主之誼在歐公私第宴請二公；三是呂公著有感于二老相會或相會二老，因此揮毫為堂榜名“會老堂”。明正德《潁州志》關于“會老堂”、“西湖書院”有“呂申公（即呂公著）守郡，為作會老堂于西湖書院之旁”；“時呂正獻（即呂公著）守郡，書院旁又建會老堂”的記載。
呂公著畫像
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把“會老堂”視為時任知州呂公著為“二老”相會而建的“官方館舍”，并已成流行之論。90年代的《阜陽地區志》《阜陽縣志》等地方志書也均同此說。而造成這一訛誤的主要原因，或是同知劉節在編纂《潁州志》時沿襲了《宋志》《元志》（宋元即纂修有《潁州志》，今佚）的記載，且沒有參閱呂希哲《呂氏雜記》（卷上）。事實上，“會老堂”是歐陽公自建的“私宅”，呂公著僅是為其“題額”而已。
約在元代時，潁州官府在西湖境內的汀島上創建了一座額曰“潁濱星聚”（亦簡稱聚星堂）的建筑，用以紀念趙康靖公與歐陽公“二公”潁水相聚。“潁濱星聚”之名，取意于歐陽修《會老堂致語》：“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之句。清道光《阜陽縣志》所附《湖上勝跡圖》（卷首·圖，第73頁），標明額曰“潁濱星聚”的建筑在西湖洲島望佳橋之北，會老堂之南。
2012年5月9日，阜陽在一工地出土元代至正四年（1344）《大元贈僉書樞密院事李公之妻隴西郡太夫人魏氏墓志銘》，即有太夫人魏氏“薨于潁西湖聚星堂之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字樣。（曹炯《曹炯拓潁州碑刻選》雨梅堂書房2020年9月第1版）明原兵部尚書潁州人張鶴明《西湖松喬祠碑》：“聚星、清漣、雙柳、去思、會老諸堂榭館閣，周匝湖渚間，潁西湖之名遂滿天下。”（明張鶴鳴主修萬歷《潁州志》十九卷·藝文中）清文人計東《潁州重復西湖碑記》：“會老堂、聚星堂、雙柳亭皆在湖旁。”（亓龍、王秋生、胡天生《潁州西湖歷史與文化的研究》2009年6月第1版）上述墓志碑記所述與舊志圖說相互支撐，說明潁州西湖“潁濱星聚”（聚星堂）的存在。
“潁濱星聚”，雖也簡稱“聚星堂”，但不是北宋皇祐元年（1049）歐陽公守潁創建于衙署內的“聚星堂”（二堂）移建于此。衙署內“聚星堂”側重“文星”，而在元代始建的西湖“潁濱星聚”（聚星堂）側重“德星”，二者不可以混為一談。民國二十七年（1938）時，“二堂三間即宋代聚星堂故址”仍存在于北城專員公署（舊州治、縣治）內（見民國《阜陽縣志》卷二·建置志）。潁州衙署內的“聚星堂”更不是在今“北城小學”所在地。有些文史作者不甚了解這一情況，在著述時往往把潁州西湖“潁濱星聚”的匾額摘下來，掛在了潁州城內衙署“聚星堂”（二堂）上；或把潁州衙署“聚星堂”舊址搬到今“北城小學”之地，這顯然是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完全與史實不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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