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潁州府志》卷一
貞觀八年改譙州為亳州，領(lǐng)縣七，譙城、城父、蒙城、真源則義門集地也。
《潁州府志》系清代潁州知府王斂福親自動筆修篆，是當(dāng)時唯一的一部府志。初版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全志十卷，約40萬字，分輿地、建置、食貨、學(xué)校、秩官、人物、藝文、雜志等門類。
明代，潁州為散州，屬鳳陽府管轄。清初因襲明制，至雍正二年，置潁州為直隸州，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升潁州為府，下轄阜陽、潁上、太和、蒙城、霍丘等五縣與亳州(散州)。
然而，潁州自升為府之后，連續(xù)六任地方官都未修志,“故所轄廣狹，分合久暫，錯雜無稽。數(shù)十年來人物坊表，卓可稱道者，大半湮沒不傳”(《潁州府志·胡格序》)。
乾隆十年(1745年)，山東諸城人王斂福(1694-1763 年)字凝箕，來知潁州。他系康熙六十年(1721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很有文采，人譽其為“詞壇先達(dá)，擅良史才”(《潁州府志·許松佶序》)。視事后他一方面下鄉(xiāng)走訪，了解社情民意，并親率壯丁疏浚清河，另一方面則“稽考文牒”，“以志乘未修為念”(《潁州府志·雙慶序》)。
他認(rèn)為，“穎既改府而志仍缺略，非所以重文獻也:“沙潤潁雉淝芡茨宋塘諸河，為通身脈絡(luò)流質(zhì)而匯于淮。諸河設(shè)有壅塞、霍潦異漲時復(fù)為患。治溝漁而謀蓄泄，此水利之急也”;“民雖良頑不一，然古所稱'民淳訟簡’者，時會亦遞遷，此風(fēng)俗之急正也”。而且，后“二者尤有關(guān)于治術(shù)，可不縷載于志以示來茲乎”(《潁州府志·許松佶序》)!
然而，他修志的打算尚未來得及付諸實施，就因在潁“治行卓”，而于乾隆十四年(1749 年)“移守金陵”(今南京)。由于他在潁州的政聲很好,老百姓懷念他,而他自己也“心懷夫潁”,期望“還治潁”(《潁州府志·雙慶序》)，因而，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由金陵復(fù)知潁州。
再次知潁，除政務(wù)之外，他用了大量精力完成修志的宿愿。由于潁州是個新府，沒有舊志可以因循，所以一切必須重新開始。為此，他一面“取六屬舊志而參酌之，殫思精研，正訛厘謬”(《潁州府志·胡格序》)，一面“相度畛域”，“稽考水利農(nóng)田，民生貨食”，采集新內(nèi)容。盡管如此，仍因為“潁為水國，而水道未楚、難于著筆”(《潁州府志·崔應(yīng)玠序》)巧的是，就在他為此事煩心的時候，曾在“潁之上游”--陳州(今河南淮陽)任知府的崔應(yīng)玠到安徽任臬司，送給了他一部《陳州志》，于是“水道之誤者悉以改正”。(《潁州府志·崔應(yīng)玠序》)于是“遂舉前此所欲修未及修獨難修之郡志竟于是乎告成”(《潁州府志·雙慶序》)。
然而就在這部“搜羅既富，訂證特詳”的府志告竣之后，王斂福也因過度勞累而“疾作，不復(fù)能視事矣”(《潁州府志·張師載序》)。其勤于政務(wù)，盡心力于修志所付出的犧牲，由此可見。阜陽人民將因此而永遠(yuǎn)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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