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繪制了一幅《明清潁州北城承恩門甕城示意圖》，以期通過閱讀此圖，使讀者對歷史上的甕城（月城）及潁州甕城有個基本的了解。
甕城，通常位于城墻門外，是連接大城墻、包圍并保護大城門的小城。有的地方稱之為“甕圈”。亦因有半圓形的甕城似若半個月亮的形狀，也稱為“月城”。
甕城在宋代已廣泛構筑。宋代政治家、軍事家曾公亮《武經總要》記載：“門外筑甕城，城外鑿壕去城大約三十步上施吊橋。又稱：其城外甕城，或方或圓，視地形為之，高厚與城等，唯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變；甕城上各設戰棚，其制與敵樓同，間樹視其廣狹”。
守軍可對進入甕城的敵人四面攻擊，置敵人于死地。甕城因名于口小肚大的陶甕，“甕中捉鱉”的典故最為形象。
但南宋守城專家、順昌府（今阜陽）知府陳規在其著名的《守城錄》（卷二?守城機要，第62頁）中，則有相反的觀點：“城門舊制，門外筑甕城，甕城上皆敵樓，費用極多，以御尋常盜賊，則可以遮隔箭鑿，若遇敵人大炮，則不可用”。
建議應拆除甕城，只在距城門前五丈以內的地方，橫筑一道屏墻，使敵人在外面看不見城門的開啟或關閉，不敢輕易接近，萬一敵人向城門展開沖擊，就在城墻上用炮石向下打擊敵人。
明代是城墻建造最為成熟的時期，各個城門外圍大多建有甕城。一般甕城平面分為矩形與半圓形兩類，前者置于主要城門外，主城門與甕城門同為一線。次要城門前面建半圓形甕城，甕城門與主城門不開在一條直線上，道路曲折相通，稱“歪門邪道”。
歷史上有的城門設置2至3道多重甕城。甚至還有一反傳統舊制的“內甕城”，如南京明城墻城門，將甕城設于城門內，同時在城體上革命性地設置了“甕洞”（藏兵洞），有效地加強了城門的防御能力。在京城13門中，除“神策門”外均為內甕城。內甕城的設置不僅增強了城門的防御力，還體現了設計建造者“國之利器，不示于人”防御思想和策略。
明代嘉靖二十六年李宜春《潁州志》（州城圖）顯示，城墻的四座主城門均建筑有半圓形的甕城。其中北城城門“承恩門”外的甕城辟有西門“通汴”和東門“達淮”兩個偏門，并有城樓。
“通汴”門向西，意即從潁州沿潁河溯流而上可至“汴京”（今河南開封）；“達淮”門向東，順著潁河從潁上潁尾可入淮河。宋代詩人張耒有“美哉洋洋清潁尾，西通天邑無千里”詩句，是說從潁上走水路到京都開封很近，不足千里。但奇怪的是，此后的順治、康熙、乾隆幾幅城圖上已見不到甕城的建筑圖型。
細讀清康熙《潁州志》（卷七·學校，第98頁），方弄清原委：明萬歷三十二年，州守祝公彥貼送本州官基五處，每年納租銀共六兩。其中“周濟、周臻領西門甕城地，歲納租銀一兩。武尚義領南門甕城地，歲納租銀二兩”。這也就是說原有的西門“甕城”、南門“甕城”等已經拆掉并夷為平地，租給居民納銀用于補貼州學的辦學經費了。
后來保留下來的只有北門甕城、東門甕城，但未作標示。北門甕城何時拆掉，未見記載。推測在民國28年（1939）國民政府通令全國拆城墻時平毀的可能性大。東門（宜陽門）甕城因內有作坊廟宇，保留的時間相對較長。
清順治《潁州志》稱；月城關帝廟“在東門甕城”。據我市民間攝影師王坦庵先生1982年根據記憶繪制的《阜城舊貌圖》及題跋介紹：潁州“宜陽門”（東門）分內外兩樓，中為甕圈，內有鐵坊、糧坊、豆坊、關帝廟。廟中有關公、周倉、關平塑像。每逢節日多有信徒叩拜。城墻上還架置著一門重約兩千余斤、被游人摸得錚亮的鑄鐵大炮。50年前由名僧儉齋主持，老僧去世后由徒秉初、霞彩主持。
民國二十七年（1938）5月，阜陽城遭日本軍機轟炸，東門受損，翌年因拆城遂平毀。據《阜陽市教育志》（第一編·發祥與沿革）記載：民國8年（1919），在東門內月城（即甕城）關帝廟和尚儉齋利用廟房辦起“月城小學”，儉齋擔任校長。
最近閱讀了幾本阜陽的文史集子，發現不少文史文章在對北城及北門“承恩門”甕城（月城）的表述極為混亂。照抄三段：
①“當時，潁州屬鳳陽府管轄，是鳳陽府的西北門戶，由新老兩座城池組成。老城鼓樓以北有三個城門：西門‘待詔’，北門‘承恩’，東門‘達淮’。老城南門‘鼓樓’”。（1989年《阜陽史話》第九輯）
（1989年《阜陽史話》第三輯）
②“當時，潁州城不大（今古樓以北老城故址）。城有四門，南門即今謂之‘古樓’，北門臨潁河（今之泉河）曰‘承恩門’，并設有月城，東門在金雞嘴（今稱小東門）曰‘達淮門’，西門在今劉公祠南（后移建于北），曰‘望湖門’，改后曰‘待詔門’”。（《潁州志訊》1985年第2期）
③北城“開四門，定名：北門‘承恩’、東門‘達淮’、西門‘通汴’、南門‘鎮潁樓’。另開小西門為‘望湖樓’”。（1989年《阜陽史話》第九輯）
這幾篇文章的作者，壓根就沒有弄清甕城（月城）的概念和形制，都將北門“承恩門”甕城的東偏門“達淮”門認為是老北城的“東門”，其中還把“達淮”門扯到了“金雞嘴”。這種錯訛在阜陽坊間流傳甚廣，影響頗大，截至目前以訛傳訛仍有表現。如此來說，對謬誤錯訛的撥亂反正，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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