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陽城鄉建設志》（黃山書社，2018年10月版）記載：有志記女郎臺位于古潁州西湖東北2華里許，今考其址位于阜陽古城西北1華里處，古稱“陶丘”。傳為東周時胡子國君為嫁女所建，舊志引樂史《太平寰宇記》云：“女郎臺，在縣西北一里。古老云，昔胡子之女，嫁魯昭侯為夫人，筑臺以賓之，故俗謂之女郎臺”，所記即此事。北魏時酈道元《水經注》載：“汝陰郡治城外東北隅，有舊臺，翼城若丘，俗謂之女郎臺，雖經頹毀，猶自廣崇，上有一井。疑故陶丘鄉，未詳”。歐陽修詩“何處偏宜望，清漣對女郎”（《三橋詩·右宜遠》）之句，即指此臺。
“女郎臺”是古潁州西湖北岸最早的人文景觀，與南岸的“清漣閣”遙遙相望。女郎臺上有井有寺，也是俯瞰西湖景致的制高點。北宋潁州知州蘇頌曰：“一郡人夸最高處，年年長作會春期。”乾隆間潁州知府王斂福云：“銷魂故壘迷胡子，極目高臺憶女郎。”都是講“女郎臺”之高矗。
宋代“女郎臺”是潁州西湖上人氣很旺的一處景點，文人墨客賦詩詠者頗多。如北宋文學家、曾任潁州文學參軍穆修，最早以“女郎臺”為題作詩，有《登女郎臺》（二首），其“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云鬢葉輕”的詩句，形象地描述了女郎臺的明媚之態。北宋文學家梅圣俞作《陪淮南轉運魏兵部游潁州女郎臺寺》詩，有“筑館自臨水，故臺空此基。……樓上望湖上，煙林莈晚蔽虧”等句。北宋學者劉敞有《女郎臺》《晦日自薦福院泛舟上女郎臺》，詩中有“城郭臨湖盡，樓臺此地偏。動搖浮積水，高絕近諸天”句。北宋史學家、文學家劉攽有《晦日薦福泛舟女郎臺下又泛東湖》詩。北宋文學家、科學家蘇頌知潁州作《女郎臺》云：“荒臺孤映拂晴霓，曾是廣土諸侯筑館基。一郡人夸最高處，年年長作會春期”。北宋文學家祖無擇在潁州作《留題女郎臺》，有“女郎臺上寺，寺影蘸湖光”詩句。北宋文字學家、文學家陸佃有詩句：“十頃湖光辟盡塵，女郎臺榭占沙濱”（《宴西湖用前韻呈諸公》）。北宋文學家黃庭堅有詩句：“安得雍容一樽酒，女郎臺下水如天。”（《郭明甫作西齋于潁尾，請予賦詩二首》）潁州教授陳師道作《連日大雪，以疾作不出，聞蘇公與德麟同登女郎臺》（《雪中》），有“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寶春”詩句。潁州簽判趙令畤《次韻陳履常雪中》（陳師道，字履常），并在《侯鯖錄》中作了記載：“遂草放積欠賑濟，奏檄，上臺寺。教授陳履常聞之，有詩”，此事是指元祐六年（1091）蘇軾守潁與簽判趙德麟計議賑濟，散賜柴米之事后，同登西湖女郎臺觀察雪情。文學家畢仲游有：“最好西湖今夜月，不知誰在女郎臺。”（《寄潁州歐陽仲純兄弟》）
要之，在上述大量涉及“女郎臺”的詩文中，卻無一語提及“臺頭寺”一詞。文學家梅圣俞詩題中稱之為“女郎臺寺”；詩人祖無擇稱之為“女郎臺上寺”；潁州教授陳師道稱之“湖邊寺”；潁州簽判趙德麟稱之為“臺寺”。
再之，北宋熙寧五年（1071）初夏，歐陽修退居潁州作《初夏西湖》：“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后，紅花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其詩結尾處有“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句，對此曾任阜陽地委宣傳部部長的施培毅先生，在《歐陽修詩選》（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中，對“臺頭”與“釣磯”這樣注釋：“臺頭：岸邊較高的平地。磯：突出水面的大石。潁州為平原，無大石，因此想以臺頭為釣磯。”可見，這個“臺頭”一詞，同樣不是指“臺頭寺”。
由此結論，歷史上的潁州西湖境內或“女郎臺”上雖然有“寺”，但詩作中確實找不出被坊間稱作“臺頭寺”的寺。如果潁州西湖上真的有“臺頭寺”一說，那么如此之多的名人詩作不會無一言提及。
而歷史延續至明清兩朝，“女郎臺”更加荒廢不堪，除了清乾隆十四年（1749）潁州知府王斂福《江寧寄治湖閘諸同事》詩里有“銷魂故壘迷胡子，極目高臺憶女郎”之句，就再也難覓“女郎臺”一詞了。90年代，在與古西湖同一水系的西三十里河復建潁州新西湖，在湖邊筑“女郎臺”，亦未提及“臺頭寺”。
網絡舉報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