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州義倉（阜陽義倉），始建于清代，位于現(xiàn)北城建設街（精忠街）北端路西一側。清道光十三年（1833），阜陽知縣朱艧以“購精忠街南鹿姓屋作廒間”為基礎，次第擴充，創(chuàng)建了“阜陽義倉”，同時在倉院內建倉神廟。
這處“義倉”并非坊間所傳，北宋元祐六年（1091）蘇東坡任潁州太守時遇荒年奏發(fā)“義廩積谷”之義倉。
朱艧[huò],字丹木，云南石屏人。清道光九年（1829）進士。道光十二年（1832）任阜陽知縣，后調任宿州；道光十四年（1834）回任阜陽知縣。道光二十四年（1844）擢升為貴州興義府知府，后任貴東兵備道僉事。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江西督糧道道員升陜西按察使，道光三十年（1850）升陜西布政使，同年病免退休回鄉(xiāng)。
清道光十六年（1836），知縣朱艧親撰《阜陽義倉碑文》，記述了義倉創(chuàng)設經過：朱艧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秋任阜陽縣知縣，時正值洪澇災害剛過，“饑民爭掠，四野騷然”，雖然抓捕了幾位帶頭鬧事的村民并繩之以法，但仍然難以完全制止。為此，他向時任潁州府知府馬志燮匯報了阜陽縣境內災民因饑而騷動的情況，知府馬志燮帶頭捐出自己的“養(yǎng)廉銀”（清代實行的高薪養(yǎng)廉制度，養(yǎng)廉銀通常為本薪的10倍至100倍）1000兩。同時倡勸官員和仕紳捐獻銀兩和糧食，以賑濟災民渡過荒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到了第二年麥熟季節(jié)，鄉(xiāng)村饑民的生活才漸漸安定下來。為了儲糧備荒，朱艧登門向儒生中的耆老請教萬全之計，商議籌建阜陽“義倉”事宜，得到了支持和響應，共獲得捐錢（銅錢）一千七百緡（mín，成串的銅錢，每串一千文），在北城的精忠街（今建設街）北端西側購買了鹿姓的宅基地一塊，建造倉廒房四十余間。在筑建施工接近尾聲時，朱艧奉命調任宿州，而建倉儲糧的事也暫時中斷了。到了清道光十四年（1834）秋天，朱艧心系阜陽，要求回任阜陽知縣。他與眾人再議未完成的倉儲之事，并率先捐錢一千緡，城鄉(xiāng)士人和百姓踴躍樂助，共得錢一萬四千二百余緡。最初準備議購糧食數(shù)千石貯存，既而考慮到以前辦“社倉”缺乏進項的教訓，恐怕久而久之無錢買糧可存，認為不如購買田地而每年收其“歲入”（一年中的總收入），荒年則可以放糧賑饑，豐年則賣出糧食買進田地，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大家一致贊同這個治本的長遠之計。于是，以一萬一千緡錢購買北鄉(xiāng)距城三十五里王用官集劉姓田地二十四頃，有莊房百六十余間，有佃戶四十二家，每年租賃收獲小麥三百余石，高梁三百余石，黃豆二百余石。后又有國子監(jiān)學生倪承恩捐地四頃，位于東鄉(xiāng)離城五十里之五十里鋪，有佃戶二家，每年租賃收獲小麥、高梁和黃豆六十余石。以上總共有糧田二十八頃，每年收租九百余石。余錢交由當鋪商人王姓、孫姓打理，每年生息錢一千五百，庶備一切經費。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山東牟平進士孔傳藤在擔任阜陽知縣期間，撰寫了《酌定義倉條規(guī)碑記》，《碑記》記載：阜陽城創(chuàng)建有“義倉”，自前任知縣朱艧開始的，其時僅置王用官地二十四頃，創(chuàng)建之初，規(guī)模已具，誠為善政。此后，又置其鄰近地一頃余，置私擺渡地四頃，車輛地兩頃五十八畝。前任黃知縣，又置冷家樓地十頃五十畝。以上總計四十余頃。然而，田地愈多更需要認真籌劃加強管理，因此召集阜城紳士討論酌定了“置地宜有所限、出糶宜隨乎時、備賑宜謀之豫”等義倉三項具體管理規(guī)范?！蹲枚x倉條規(guī)碑記》彌補了原訂制度的不足，相關置地儲糧等檔案手續(xù)存之官府，并刻制石碑立于義倉內，以垂久遠。
目前，北城建設街（精忠街）潁州義倉（阜陽義倉），是我市現(xiàn)存唯一的一個清代古糧倉，建國后幾經變遷，是我市一處不可多得的清代倉儲建筑實體，也是倉儲文化的實物見證，這在全國也屈指可數(shù)，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2013年1月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七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并豎立了永久性保護牌，劃定了保護范圍。
潁州義倉（阜陽義倉）內原有道光十六年（1836）知縣朱艧撰《阜陽義倉碑文》、道光二十八年（1848）知縣孔傳藤撰《酌定義倉條規(guī)碑記》兩通石碑，完整記述了清代義倉創(chuàng)建和制定糧倉管理制度條規(guī)的過程。義倉石碑雖然至今下落不明，但碑文已載入民國《阜陽縣志續(xù)編》。關于義倉石碑的下落有兩種可能：一是在50年代大躍進時被搬去砸碎燒了石灰；二是有人為了保護石碑，將其埋在了義倉地下的某個角落，或鑲在了墻壁內或作了墻基。但第二種可能性較大，明代潁州兵備道署《僉憲史道去思碑記》、北城小學清代《新建聚星書院碑記》等石碑的出土和發(fā)現(xiàn)即是如此。有望阜陽義倉古碑在以后修繕時能重見天日。
阜陽知縣（府同知銜，正五品）朱艧在任職期間，除了創(chuàng)建阜陽義倉，還有諸多善政，頗有政聲。如與潁州知府馬志燮共同創(chuàng)建“臨潁亭”于潁州西湖之濱，亭柱楹聯(lián)：“愛民霖雨降；德政潁河清”，稱頌陶公之德?！镀碛昱R潁亭碑記》由知府馬志燮撰文，知縣朱艧負責“書丹”（先用朱筆在石上書寫所要雕刻的文字）?！镀碛昱R潁亭碑記》記載了清代名臣陶澍在潁州祈雨的故事。陶澍，清代名臣，中國歷史上卓有成就的改革家。陶澍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三月來潁州閱兵，“惟時郡邑大旱，民情惶惴，公齋宿行館，晨則先詣南郊張龍公廟，升薌默祈甘澤”?！霸蕉眨⒂辍４稳?，益以霡霂。又越日，大雨滂沱，遍及六邑”。陶澍的這次祈雨大見成效，不僅解決了旱情，還給潁州帶來了連年的大豐收。再如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知縣朱艧捐款修繕潁州府城垣，救濟貧民等事跡被記載于《清實錄道光朝實錄》（卷之二百四十九）：“道光十四年（1834）丙午，以捐修安徽潁州府城垣，并濟貧民口糧，予知縣朱艧等加銜議敘有差?！?/span>
清道光三十年(1850)秋，朱艧從陜西布政使高位因病退休回鄉(xiāng)，是為鄉(xiāng)紳。朱艧才華橫溢，學問淵博，工詩詞古文，著有《朱丹木詩集》《積風閣近作》《經史考誤》《存雅精選》等。他與清末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素有來往。龔自珍在其《己亥雜詩》中稱贊朱艧：“秀出天南筆一支，為官風骨稱其詩。野棠花落城隅晚，各記春驄戀縶時?！?/span>
清咸豐九年（1851），朱艧深感大興教育文化之重要，傾其所有，捐銀7000兩，重修文廟，在其家鄉(xiāng)云南石屏縣玉屏山麓興建了規(guī)模宏敞的“玉屏書院”，書院有大門、二門、龍門、講堂、上房、中堂、碑亭等，從此石屏文風日盛，有“文獻名邦”之稱。玉屏書院為清代中期以來石屏縣規(guī)模最大的文化教育中心。2003年12月，玉屏書院被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玉屏書院內塑有紀念朱艧的青銅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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