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陽作為皖北重鎮，歷代文風綿延，人才輩出。清光緒年間，阜陽城內出了一位名重當時的翰林王震昌。
王震昌，字孝起，世居阜陽城鼓樓北韓家胡同。生于清朝末年，少年聰異，博覽群書，青年時期，精研經學。光緒29年（1903年）殿試，中二甲進士，賜翰林學士，授翰林院編修。在當時的潁州府老少咸知，可謂名重鄉梓。
光緒31年，王震昌受清廷派遣赴日本留學，入日本政法學堂。在日本期間，王震昌目睹國內清廷腐敗無能，國外列強虎視眈眈，蓄意瓜分中國的活動愈演愈烈，他憂慮在心，時常借詩詞抒發胸中的憂慮。《秋興》是他在日本所寫的一首詩：“海霧沉沉落照斜，天涯何處是中華。曩錐頭脫毛生穎，機石先探博望槎。大陸龍蛇終起蟄，危樓風雨更起茄。可堪不忍池岸柳，拂盡殘荷逐浪花”。他一方面看到清政府已風雨飄搖，有一腔熱血和抱負難以展示的苦悶；同時也受到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的感染，開始同情革命。不久，武昌革命爆發，清廷退位，公費留學的王震昌不得不回到家鄉阜陽城。
1911年11月，革命黨光復阜陽城及部分鄰縣。為撲滅革命烈火，袁世凱派河南布政使倪嗣沖率部攻占阜陽城。王震昌看不慣倪嗣沖飛揚跋扈，大肆屠殺辛亥革命志士，在阜陽城內亂扒民房，興蓋將軍府的逆行，倪怒。為免遭其害，王震昌避走天津寓居。在天津，王震昌清貧自守，鬻書為生。
作為清末翰林，王震昌書法不免受到清代館閣體的浸染，有著當時清廷官員書法的平穩規范、墨色光亮的特點。但作為書法家，王震昌并沒有受館閣體書法的束縛，他接受清末康有為等晚清尊碑書法家的影響，醉心于碑刻的研究與借鑒，其書法碑帖互補，個性突出，圓潤渾厚，豪邁勁健。在寓居天津期間，王震昌詩書會友，與津門書法家趙元禮、孟廣慧等交集書法，逐漸嶄露頭角，名聞津門，收藏者甚多。
王震昌的書法以楷、行書居多，至今還能看到的是一副楷書對聯，《李白訪戴道士不遇》：“夜引清風動北牎，晨興爽氣挹南山”，筆力圓勁凝練，自然渾厚，頗具大家風范，是其楷書的珍品。
1937年“七七事變”，日寇侵占京津，日軍因其名望，派人拉攏為日軍效力，為保持民族氣節，王震昌隨同一部分京津文化人士逃往重慶。抗戰勝利后，又遷寓于南京、杭州。解放后入浙江文史館，以書法、詩詞名世。
王震昌在家鄉阜陽生活的時間不長，其家國情懷、節操高遠的為人風范，常常為后人所稱道。其書法高雅自守，有大家風范，可惜目前阜陽能見到真跡的不多。其弟王新吾，也是一位書法家，曾書《重修資福寺記》碑于阜陽資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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