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阜陽市老城西北隅的垣上建筑“劉公祠”，也稱劉武穆公祠、劉太尉祠、劉锜廟，又稱報功祠。它是潁州官民為紀念南宋抗金英雄劉锜、知府陳規、通判汪若海，副將軍趙樽、耿訓、韓直、許清、閻充和義勇曹成等將士，浴血奮戰取得順昌府大捷而建的專祠，也是弘揚和賡續民族氣節，抵御外辱、抗擊侵略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精神的重要載體。
金人統治潁州期間無劉公祠，蒙元時期情況不明。地方舊志記載：明嘉靖十二年至十四年（1533－1535）間，劉公祠由潁州通判呂景蒙創建于南城“歐陽文忠祠”內；明萬歷十七年（1589），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僉事王之猷，將“劉公祠”遷建于南城迎薰門（南門）甕城（月城）內；明崇禎八年（1635）前，潁州官方將位于迎薰門（南門）甕城內的“劉公祠”（即報功堂）移建于北城西北隅城墻上。迄今已有480余年的歷史。
“劉公祠”在歷史上曾多次重修。清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后的形制規模：大門三楹、官廳三楹、住持房二楹、廚房二楹。到了清光緒二年（1876），清軍將領牛師韓（字慕琦，官至歸德府總兵）駐軍潁州府，其父牛斐然為渦陽縣曹市集富紳，也來潁州居住。牛斐然（1811－1890），字捷三，歲貢生。清咸豐年間大辦團練，因對抗捻軍有功，以道員記名侯補知府。同治八年（1869）捐百金助建渦陽“義正書院”；九年（1870）捐地三百余畝作書院膏火（學生之津貼費用），又捐義塚（舊時收埋無主尸骸的墓地）地十余畝。
牛斐然居潁見劉公祠“久寖復傾頹”，感念抗金英雄劉錡率領“八字軍”（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官兵在南宋時保衛順昌城功勛赫赫，抗擊金兵屢戰屢捷，敵人見“順昌旗幟”望風而逃，而今廟宇和神像如此剝落，何以報答他們守城佑民的功德。加之近年來反清農民武裝捻軍勢力強大，攻城掠地，而潁州城依然安如磐石，難道不是劉錡公的英靈自始至終在捍御著嗎！
于是，牛斐然率先捐資籌集資金，并得到潁州知府續慶與阜陽知縣尹起鸞的贊同，遂共助重修劉公祠，即鳩工庀材，不到三月圓滿竣工。牛斐然擅書法，為修葺一新的劉公祠正殿題寫了“南宋屏藩”匾額，并撰楹聯：“鐵浮圖銳利非常，自來中國橫行，獨畏我順昌旗幟；金兀術驕狂太甚，妄想堅城踢倒，試問他多大靴尖”。
在一望無垠的平原地帶，“南宋屏藩”四個金字，既高度概括了順昌城垣在南宋江山的戰略屏障地位，也說明了劉锜、陳規、汪若海等衛國功臣在抵御金兵，捍衛國土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而“鐵浮圖銳利非常，自來中國橫行，獨畏我順昌旗幟；金兀術驕狂太甚，妄想堅城踢倒，試問他多大靴尖”的楹聯，褒揚了劉錡所向披靡的“順昌旗幟”對金兵的震懾作用，諷刺了金兀術狂言“靴尖踢倒”順昌城墻的驕蠻驕狂，同時也表達了人們在順昌府大捷后的欣喜之情。這副大氣磅礴的楹聯，有選擇地截取了順昌城邑保衛戰中的幾個典型片斷或場景：
一是，金軍依仗披重鎧鐵甲的精銳騎兵（浮屠軍）橫沖直撞，但劉錡兵采取長斧砍馬腿的辦法，等馬摔倒之后再用長矛和大刀刺殺金軍，將“鐵浮圖”打得丟盔棄甲，人仰馬翻。經此一戰，劉锜威名遠揚，在后來與金軍的對壘中，雙方一經接觸，對方一見到劉锜的帥旗總是驚呼：“這是順昌的旗幟！”頓時，軍心渙散，陣腳大亂，抱頭鼠竄，潰不成軍。
二是，金兵統帥金兀術以十二萬的重兵，將順昌府城池包圍的水泄不通，并狂言“順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宋代的潁州城墻總體為夯土版筑，僅雉堞、城門等部位為磚甃，高才一丈五尺（約今4.8米）。戰前雖經知府陳規加固修繕城墻，劉錡增置臨戰設施，但城墻并非固若金湯的銅墻鐵壁。
劉锜在戰略上藐視金軍，憑借“八字軍”的頑強戰斗力，采納了足智多謀的守城專家、順昌知府陳規的正確建議；在戰術上重視敵人，采取了積極主動靈活多變的戰術，以順昌城池為防御據點，揚長避短，利用金軍遠來兵疲，不慣酷暑，不善夜戰等弱點，采用以逸待勞，以攻為守，以長擊短等戰術保存實力，彌補了城垣防御設施的短板和不足。結果，眾志成城的潁州城墻，不僅沒有被金軍日靴尖所踢倒，而且使金軍損兵折將，最終乘月夜狼狽逃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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