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阜陽坊間流傳“明萬歷二年(1574)，知州趙世相擴建南城，建角樓奎星樓(望霍樓)”，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史誤。新近出版的《阜陽城鄉建設志》（黃山書社，2018年10月第一版）吸納文史專家的研究成果和建議，勘正了這個史誤。
阜陽市文物局豎立在明代建筑望霍樓（奎星樓）下的介紹牌也將“萬歷二年知州趙世相建奎星樓(望霍樓)”，更正為“明正德年間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僉事孫磐、曾大顯磚甃南城時建望霍樓”。磚甃（zhòu），即用磚壘砌。那么，潁州南城何時定型并進行了青磚包砌呢？南城創建和存在很早，宋代時業已定型，城體為夯土版筑的土城，城門城垛為磚砌。宋皇祐元年（1049），大文學家歐陽修任潁州太守時就住在南城。元代時，潁州州治衙門一度曾在南城，舊衙址遺有元《潁州興造碑》。
潁州屬于軍事要沖，歷為兵家必爭之地。明正德年間，為了加強城防備御，河南提刑按察使司派駐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策劃并啟動了南城磚甃工程，加大了南半城建設。按察分司兵備道，是省提刑按察司派駐地方的軍政監察機構。筑城浚隍，既是一項重大的軍事防御工程，也是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署的分內之事。據明嘉靖《潁州志》記載：明正德七年（1512），山東掖縣（今山東萊州市）人孫磐調任潁州按察分司兵備僉事，他念潁州南城土城不堪備御，遂籌劃周循土城舊址將南城的夯土城墻進行內外壁包磚，并安排州署工房制定營造方案，采購燒采了磚石建材，在磚甃城墻工程進展正興時，孫磐因“會觸權要”而受牽連離職。潁州士民對他的離任戀戀不舍，深感惋惜。明正德九年（1514），湖北麻城人曾大顯繼任潁州按察分司兵備僉事。他繼承了前任僉事孫磐的營造之基和筑城之功，重加繕治，一年后南城城工告竣，即“會以丁優去”（辭職回家為父或母守孝）。
磚甃后的潁州南城城墻，墻高一丈八尺（約今6米），城周五里四十四步（約今6.5華里），護城濠寬約20米；東南和西南角分別建有角樓建筑“望霍樓”、“克敵樓”。使潁州南城城池的御功能得到顯著增強。
明正德年間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僉事孫磐、曾大顯磚甃南城，是繼明洪武九年（1376）潁川衛指揮僉事李勝磚砌北城之后，古潁州城建史上又一件具有里程牌意義的大事，其厥功甚偉。它奠定了此后500多年南城、北城磚垣一體，城周方圓總計九里四十四步（約今11華里），城高均為一丈八尺（約今6米），門樓角樓齊備、軍事防御體系完備的城墻形制和規模。直至民國28年（1939），為防止城墻被日軍占領后成為據點，國民政府號召拆城墻，此時潁州古城墻形制規模并無大的變化。明萬歷初年知州趙世相如何拓建南城呢！
隨著歷史的綿延和南城建設的進一步完善，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署）、巡按御史行臺、鳳陽西府（派駐治安機構）、官府的“廣積倉”、試院、潁州府等重要署衙機構先后筑建或遷移至南城，南城的政治文化氛圍也漸成氣候。在“宜陽門”（大東門）內近千米的東門大街，自東向西依次排列著按察分司（兵備道署）、巡按御史行臺、文廟、廣積倉和鳳陽西府（捕盜府）等建筑群。
清雍正十三年（1735）潁州始升為府；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王斂福請奏將試院（兵備道署舊址）改建為潁州府署。當時，東西大街上還林立著“激揚坊”、“振肅百僚坊”、“大諫垣坊”等，與東大街呈十字交叉的南大街立有“四世一品坊”、“繡衣坊”、“豸繡坊”、“都諫承恩坊”等高大的過街牌坊交相輝映，布滿街區要道，呈現著蔚盛的人文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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