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潁州，驛遞通達四方。不僅有日夜奔馳疾行于官道上的馬驛步遞，而且有沿主河道岸邊設置的水驛。譬如，宋時在州東四十五里置設“陳村馬驛”及管理驛站事務的提舉司。明時在城池東泉河岸邊設置“潁川水驛”；在州西一百里通往汝寧官道的“驛口橋”設置馬驛（舊志稱“一虎橋”、“驛虎橋”，相傳建橋時有一形大如虎之犬日夜守護建筑材料，故名），以及在城東三里灣設置的“新渡水驛”等等。這些都是古代潁州著名的驛遞機構，見證了潁州作為京畿門戶重鎮和漕運樞紐的戰略地位。
北宋時，傳遞官府文書的驛站通稱為“急遞鋪”。為順應專制統治的需要，各地的驛遞趨于軍事化，以兵卒代替百姓為驛遞人員。依其速度分為“步遞”、“馬遞”和“急腳遞”三個等級，即收即送，不分晝夜，風雨無阻，頗似今天的“快遞”。其中“急腳遞”速度最快，可以“日行四百里”。宋神宗熙寧年間（1067-1077年）又設“金字牌急腳遞”，據說可以“日行五百余里”。
宋代以前，朝廷和管理機關是不允許官員私書擅發急遞的，雖三令五申，但屢禁不止。大量官員私書乃至物品，仍通過急遞傳送，幾乎成了慣例。但到了北宋雍熙二年（985），宋太宗為籠絡士大夫官員，特別恩準，官員在近系家屬之間，可以隨官方文書一起傳帶家信。后因弊端太多，一度廢止。到了宋仁宗統治時期，皇帝開恩，再度放寬，于景祐三年（1036）下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王栐《燕翼詒謀錄》）。開始時官員私書，還只許步遞傳送，不得影響和干擾國家急遞文書，但后來制度逐漸松弛，大量私人書信和物品都通過急遞鋪附遞了。隨著詔令官員可以“私書附遞”的法律化，私書的通信范圍擴大，士大夫中書信往來猛然增多，這既是我國郵驛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也是促進“尺牘”體裁產生的內在原因，并為后世留下了大量名人書札和尺牘史料。據《歐陽文忠公集》記載，北宋皇祐四年（1052）3月17日，歐陽修從南京官邸出發，護送母柩回潁州守喪。當年8月5日，歐陽修在寫給時任潁州太守的蘇頌（蘇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著名政治家、科學家，官至宰相）的《歐陽修與蘇子容書》中寫道：“昨急足還府，嘗奉號疏必達，秋涼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府”……。北宋治平四年（1067），歐陽修寫給《與大寺丞發》（即其長子歐陽發）家書：“初三日，遣急腳子發到亳后第一書，為問山陵致祭事，書必已到。此中兩日內，卻并得遞中來者兩書，知汝與諸幼各安”……。北宋熙寧四年（1071）4月9日，歐陽修在蔡州任上，專遣“急足”來潁州給大兒子歐陽發送棉衣，他在《與大寺丞發》書信中說：“今日蔡州大風微雨，斗寒”，“憂汝驟寒，都無棉衣。吾與娘憂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棉衣去。”上述尺牘內容也體現了歐陽公對友人的關心，對子女的關愛。書信中的“急足”、“急腳子”即急遞鋪兵卒。
在《蘇軾文集》中也有許多尺牘文章，寫得雋永可親。其中常常有“軾啟，近遞中奉書必達”、“別后遞中行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專箋”的附言。如蘇軾在潁州時寫給孔毅父（字平仲，時任秘書閣校理、朝奉大夫）《與孔毅父書二首之二》（《續集》卷六）書云：“到此得所賜書，即于遞中上謝，豈不達耶。”這些“遞中”字樣皆為經過遞鋪傳送的書信。不僅是單純的書信，蘇軾與友人的詩詠唱和之作，也是伴著書信通過遞鋪傳送的。如元祐六年（1091）九月，蘇軾對其所作《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一詩十分喜愛。不幾天，即把它分寄給了遠方的朋友共享，得到和詩之后，蘇軾再作《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后來，蘇軾應潁州簽判趙德麟、教授陳師道的建議，將《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詩用大楷書寫，又請當地刻石良工精心雕琢，立碑于西湖書院之碑亭，名為《潁州西湖月夜泛舟聽琴一首》，這比之原題更加凝練，楷書字體偏大，氣勢磅礴，豐腴雄壯。蘇軾此詩此碑得到各地文人墨客和潁州州學、西湖書院士子的青睞，紛至沓來，欣賞、詠讀和拓帖，一時間傳為佳話，成為潁州文化史上的盛事。
彌足珍貴的蘇軾《潁州西湖月夜泛舟聽琴》真跡原石，現為我市著名收藏家范先生所珍藏，這同樣也是阜陽之幸事。《西湖月夜泛舟聽琴碑》，亦稱《一天云水碑》，在四川眉山三蘇祠博物館立有刻石。據徐麗《蘇祠漫步》（四川眉山三蘇祠博物館）記述：《一天云水碑》，是元祐六年在潁州知州時的作品。此作贊美了潁州西湖夜月的空明美景，蘇軾與友人飲酒，泛舟，聽琴的豁達情懷。同時也表明蘇軾做人臣的坦蕩胸懷，如冰雪一樣高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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