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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安徽·向春而行丨民國時期阜陽古城墻的修繕
2023-04-28 14:43:00來源:神羊在阜陽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后,革命黨在南京建立臨時政府,各省代表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tǒng),1912年元月中華民國正式建立,進入民國時期(1912-1949)。

  古代的州府城池,通常由毗連的“子城”(小城)與“羅城”(大城、郭城)兩部分構成。城者,盛民也。“筑城以衛(wèi)君,造郭以守民。”(《吳越春秋》)。從阜陽的城市沿革史上看,宋代時業(yè)已形成了子城與羅城的形制。子城為北城,基本是州府衙署所在地及富戶居住地,而羅城即南城,普通百姓居多。民國元年(1912)元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決定“廢州府存縣”。創(chuàng)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并沿革了177年的潁州府廢除,潁州府附廓的阜陽縣,與潁州府所轄的太和、潁上、蒙城、霍邱、渦陽、亳州等6縣1州,均直屬安徽省。民國三年(1914),阜陽縣改屬安徽省“淮泗道”(道尹駐鳳陽)。阜陽縣政府設在北城舊縣署(今阜陽老行署舊址),大門上有“歐蘇舊治,淮泗名區(qū)”楹聯(lián)。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廢道尹一級行政機構。二十二年(1933)在阜陽設置安徽省第七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簡稱第七行署、專員公署、專署),“統(tǒng)轄阜、亳、蒙、太、潁、渦,兼阜陽縣長,不另設立專員公署”。民國二十三年(1934),置臨泉縣,隸屬第七行署。阜陽專員公署辦公地址在縣府所在地,專員兼阜陽縣縣長。首任行政督察專員為四川人羅經猷。第二任為陜西人南岳峻,民國二十二年(1932)十月到任。    

  民國時期阜陽的城池建筑,仍沿革明清時期定型的形制和規(guī)模。南城、北城磚甃一體,城周方圓總計九里四十四步(約今11華里),城高均為一丈八尺(約今6米),城垣門樓角樓齊備,有主門及門樓6座,即承恩、宜陽、迎薰、宜秋、鎮(zhèn)潁(鼓樓)、望湖;月城樓4座(北達淮、通汴,東迎暉、南丹冗);角樓5座(望霍、克敵、凱歌、向蒙、金雞),計15樓。東南西北四面護城河相互連通,護城河上有四座跨隍橋梁,分別是南門橋(南關吊橋)、東門橋(東關吊橋)、西門橋(西關吊橋)和北門橋。

  據史料記載,民國時期阜陽古城池的局部修葺主要有三次。一是修繕鐘鼓樓。鐘鼓樓也稱鼓樓、譙樓、鎮(zhèn)潁樓,位于中衢,縱貫南北的中軸線從此經過,并以此樓分南城和北城。民國十二年(1923),鐘鼓樓上供奉關羽的武廟(關帝廟)大殿神像羅帷不慎起火,燒毀了整個大殿,歷時三年修復如故。張衛(wèi)鈞先生著《阜陽舊城考略》)有“民國十二年(1923),鼓樓毀于火,旋修復之”記載。二是開浚護城河。民國十九年(1930),蒙城人葛昆山(1890-1979)任阜陽縣長。在四月召開全縣行政會議上,東城總董印攸山提出《挖修城河養(yǎng)魚種桑牧羊案》(《安徽阜陽縣全行政會議錄》民國十九年四月出版,現藏上海圖書館)認為:“城河無城墻亦沒保障,如經挖修,一可堅固城防,又能發(fā)展民生”。護城河所積污淤是提升地力的很好肥料。議案得到通過后,在城建局策劃監(jiān)督指導下,清浚護城河工程逐步得到實施,采取了設定深淺寬窄,準許農民自動挖運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利用城墻下余地,在城門兩側筑起短墻各開門戶,其內之地種桑養(yǎng)羊,城河外岸植樹種柳以涵養(yǎng)水土,使城池不涸。同時進行的,還有“開辟五門,以利市政”。“五門”即“小西門”,又稱五門樓、待詔門、望湖門。大體在今北城西北隅劉公祠東約百米位置,自明崇禎九年(1636)以后,非特殊情況常閉不開。三是災后恢復重建。民國二十七年(1938)5月22日,日本軍機9架,23日6架,連續(xù)兩天轟炸并投放燃燒彈,阜城民眾傷亡1440人,毀房8690余間,大量官府建筑和名勝古跡被焚毀,居于城中心的古代建筑“鐘鼓樓”僅存墩臺。時任第七行政公署督察專員郭造勛,請來阜陽采訪的美國新聞記者羅伯特·卡帕,站在阜陽城區(qū)的最高處鼓樓墩臺上,拍攝了被日軍轟炸后的阜陽北關慘況。郭造勛專員在這張照片背面以蠅頭小楷寫了“阜陽南北大街火災之寫真”的文字。圖片顯示,被轟炸后北關,殘垣斷壁,瓦礫遍地。遠處英國傳教士文光斗創(chuàng)辦的福音堂,因樓頂鋪展有英國“米字旗”標志(事先接到通知),北門承恩門城樓(作為轟炸的參照物),則完好無損,影像也較為清晰。尤其是北城“承恩門”門樓,重檐歇山頂,飛檐翹角,巍峨聳立,可謂難得一見,成為研究阜陽古城池的珍貴史料。劫難過后,阜陽古城的被毀房屋及有些城池建筑等得到了一定的修復。

 民國28年(1939),隨著抗戰(zhàn)局勢的日趨嚴重,5月上旬省政府委派廣西獨立第五師副師長、時任安徽省保安處少將處長賴剛來阜視察慰問。此時,恰逢國民政府根據戰(zhàn)爭局勢需要,通令全國“開展拆城運動”。阜陽的地方紳士名流以“阜陽距離重要交通線較遠,也不是敵人必爭之地,并且自民國二十七年(1938)起連年黃水為災,城垣可當堤防”為由,懇請僅拆去城垛,保留城體城基,以符合上方的命令,又可備以防御洪水之用。時任阜陽行政督察專員郭造勛、阜陽縣縣長王和都表示贊成并積極爭取,惟賴剛態(tài)度堅硬不許變通。又呈請保留踞于城墻上的文昌閣、白衣樓、劉公祠等名勝古跡,同樣遭到拒絕。此時,阜陽縣縣長王和調任,李健文(廣西人,二十八年到任)繼任縣長。在賴剛督辦下,與李健文征募民工兩萬余人,環(huán)城全線動工,從5月22日至6月15日,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綿延千年的潁州古城墻遭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同時,阜陽境內的潁上、臨泉、渦陽、蒙城等縣城墻均遭拆除。

  位于阜陽城墻上東南隅始建于明代的“望霍樓”(奎星樓),因地處偏僻,幾經改建,已是禱愿文風昌盛的風水樓,且不具堡壘作用,在社會各界的強烈要求下才得以保留。阜陽城墻被拆后的第二年(1940),由邑紳士邢采岑、寧雋元倡議募捐,在原址重建數間平房為劉公祠。而城西北隅一段數百米的城墻基址,因位于大水門道水塘之畔護堤而殘存下來。相傳,此段城墻之所以幸免于難,并非賴剛與李健文法外開恩,而是因為當時的阜陽商會會長、富商潘慎五家的宅院位于古城西北角,為自家安全計,個人使錢斡旋的結果。2013年元月,這段明清“潁州古城墻”遺址被列入安徽省第七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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