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多名仕，蘇州猶如此。歷史上，不少蘇州青年才俊和讀書人通過科舉考試走上從政之路。其中，自宋朝以來，至少有17位蘇州人來潁州（今阜陽）做官、講學、擔任公職，他們在史書和阜陽地方志上留下了哪些印記和名聲？在蘇州與阜陽結對合作的當下，本報就此約請原阜陽市地方志辦公室主任鄧建設撰文，談談走進阜陽歷史的蘇州人的故事。
01
好評差評兩知州
北宋時期，有兩位蘇州人做過潁州的最高軍政長官——知潁州軍州事，簡稱“知州”。他們在潁州的作為志中無載，但從《宋史》對他們的評價看，是為一揚一貶。
獲的好評的是錢象先，字資元。據史書記載，他參加會試時成績優秀，名次靠前。關于他任職潁州的時間，乾隆《潁州府志》記為至和年間（1054年-1055年），道光《阜陽縣志》記為嘉祐年間（1056年-1063年），由此推斷，應當在至和年尾、嘉祐年初。時間不長，但在當時是很正常的。如我們熟悉的歐陽修、蘇東坡，他們在潁州任職的時間，前者不到一年半，后者不到半年。
據《宋史》記載，發現并推薦錢象先的人是當時的宰相呂夷簡，因錢象先精通經術，讓他作了當時最高學府國子監的老師，同時兼做帝師，為仁宗講解儒學經典，甚受器重。期間，在錢象先即將去蔡州任職之前，仁宗打破眾侍講排班進講的規矩，單獨讓他講了一天的課，說是“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意即在你走之前，無論如何也要把過去講課的內容再給我復習一遍。這讓那些“同列罷進者浹日”，意思是同去的人因之慚愧得汗流浹背。錢象先不僅精通儒家經典，還“通法家說，故屢為刑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為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令者甚眾。又議告捕法，以為罪有可去，有可捕，茍皆許捕，則奸人將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余事。”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在封建時代，違反了出自皇帝的意旨——敕，所受到的懲罰要重于中央以下各級政府的法令，錢象先在掌管“最高法院”時，為避免過度懲處，常把敕令變通為普通法令。他還注意堵塞法律漏洞。當時的《告捕法》規定，只要有人告，就逮捕。錢象先認為，這樣做不妥，難保不讓壞人利用這一點報私仇。對一些被告，可以先讓其“去”，就是今天的取保候審。為此，他把《告捕法》里允許逮捕的條款刪除了一百多條。這一切，都很人性化。因此，史書說他“持心平恕類如此”。
阜陽的舊志特別從《宋史》里找出前面的那段引文為錢象先立傳，因為當時潁州的官民也有不少是他改革的受益者；作為基層政府，也認可他的改革。
被差評的是林攄（約1067年-1124年），祖籍福建長樂，寄籍福清，后來遷居到蘇州吳縣。建中靖國間（1101年）以禮部尚書的身份出任潁州知州。
林攄進入“公務員”系統，得益于其高官父親的蔭庇。但林攄絕不是庸才，在一次奉命巡察河北后，他向朝廷提出合理化建議，引起宋徽宗重視，被賜“進士及第”，相當于科考第一梯隊前三名。權相蔡京將其引為部屬，在他出使遼國時，要他蓄意用無禮的方式激怒對方，雖被批“怒鄰生事”，但還是被提拔為禮部尚書。后來“遼人以失禮言”，也就是向宋朝提出抗議，才讓林攄出知潁州。不久，他又被提拔為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事、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但是，林攄畢竟未經過科舉，文字功底較差。一次，皇帝召見新科貢士，在林攄傳呼姓名時，因不識“甄盎”兩字，鬧了笑話，還推卸責任，被御史批評“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
不過，《宋史》還是肯定了林攄的工作能力，并例舉說，其在知揚州時熟悉政情，清除惡霸，治理污吏，一般工作人員從不敢對其有所欺瞞。一次，有個行商早晨從旅店出去后至晚未歸，店主人報告到政府，他判斷：“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按照商人的行蹤尋找，“得尸溝中，果城民張所為也。”
林攄去世時，按照一品官的規格下葬。后來因其是“蔡京死黨”，于靖康元年（1126年）被追貶節度副使，在當時，這本來就是一個安排貶官的虛職，據考，只是正八品。
02
計東留下《游白蟹泉記》
康熙辛亥（1731年），潁州人劉體仁為其子劉凡從蘇州吳江聘請了一位老師。劉體仁是清初進士，能入他的法眼的人，當然不是俗輩。
這位來到阜陽的家庭教師就是蘇州的計東，字甫草，號改亭，生于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年），卒于清圣祖康熙十五年（1676年）。他博學工古文辭，當時被稱“才子”。計東15歲時補諸生，進入官辦學校學習，曾著《籌南五論》，明末著名政治家史可法為之稱奇。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他在參加順天（北京）府的鄉試時中舉，但很不走運，四年后，清王朝因江南地方銀糧征收不到位，將包括蘇州在內的現任官員一律降兩級調用，地方紳士，全部革去功名出身，計東也在其中。
計東來到潁州后，教學之余，常帶學生蕩舟慧湖，登高吟眺，一載乃歸。在潁期間，其最可稱道的，是他為潁州留下了一篇《游白蟹泉記》，用優美的文筆描寫了白蟹泉的形態及來歷：“泉穴三四點，皆微若黍，噴薄有聲。穴外一沼，廣不逾弓，深不過尺，僅受水三四斛，然汲之不窮。同游者皆曰：里人數見泉中有白蟹二，光瑩如美玉，出沒穴中，故以名泉，泉固自有異也。”同時，論證了歐陽修關于潁州“水甘”的所由：“歐陽子美潁之水，必指地中之泉無疑。且潁四郊無山，水自白蟹外更無甘者，其為歐陽子所取宜，莫如斯泉矣。”
自計東寫《游白蟹泉記》之后，阜陽舊志中方有關于白蟹泉的記載。
03
拼死保護學生的好校長
雍正三年（1725年），潁州州學迎來了新一任學正，也就是校長。此人名沈作霖，字沛然，蘇州常熟人，康熙乙酉年（1705年）舉人。到任第三年，也就是雍正五年的五月，潁州發生了一次局部性水災，受災民眾至州中陳述災傷情況，說著說著，“忽移禍于諸生”，就是把這次天災說成是由州學學生引起的。并羅織罪狀，將州學學生囚禁起來。群情洶洶，事態朝著不可控的方向發展。我們都知道，在科學還不足以解釋自然現象的時代，人們遭遇自然災害時，往往會找替罪羊、找宣泄口，會從人與神的關系上找原因，從而將責任歸因于其他個人和群體。十四到十八世紀時，歐洲瘟疫肆虐，災難橫行，很多人認為是女巫從中作怪，為此許多女巫被燒死。在中國古代，類似的例子也很多。沈作霖對可能發生的情況非常擔憂，他不顧自已患嚴重的痢疾，決定到當時安徽省會安慶去，請巡撫——相當于今天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干預此事，“行至舒城，病甚”，仆人勸其回潁州治病。他說：“我寧愿死在外地，也不能坐視潁民的災難而不管。”到安慶時，他已不能行走，隨行人員用繩床抬著他去見巡撫。當時，他的舌頭已僵硬，強撐著對巡撫說了一句話：“十八個無辜秀才，五十里被災百姓，惟公保全！”言畢，瞑目逝去。潁州州學的學生“卒賴以免”，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慘劇。這位舍己為人的好校長，應該被阜陽人永久銘記。
04
他三次任阜陽縣縣丞
蘇州昆山縣人王若浚曾三次任阜陽縣縣丞，即今天的副縣長。志載，王若浚出身監生，也就是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的學生，嘉慶四年（1799年），被任命為阜陽縣縣丞。僅在職七個月，次年就被調到來安縣代理縣長去了。在代理縣長的位子上僅履職兩個月，椅子還沒焐熱，又回任阜陽縣縣丞。回任后，平穩工作一年，又被要求“卸事”——暫時停職，離開工作崗位，押送一批卷宗去北京。途中往返三個多月，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回阜，繼續擔任阜陽縣丞。大概是途中過于勞累，四個月后病故于阜陽任上，一時無人接職，其印信被封存于縣庫。用古人話說，這位為國家任勞任怨、為阜陽獻出生命的縣丞“深可憫念”。
05
17位蘇州人在潁州任職
據阜陽地方志記載，走進阜陽歷史的蘇州人，還有出任阜陽縣代理知縣的徐錫壽（1819年）、知縣陸長蔭（1926年），出任潁上縣代理知縣的毛成勛（1788年）和宋思楷（1798年），出任太和縣知縣的張慶曾（1797年）、劉德潤（1821年）、鄒鐘俊（1880年）、陸延齡（1888年）等17位人士，他們在潁州及所屬各縣或擔任地方行政長官，或擔任學正（學校校長）、典史（公安局長）長等職，在阜陽歷史上留下了清晰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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