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州（今阜陽市）古城池，是阜陽歷史文化的根脈所在。而“城郭”制度，則是開啟認識潁州古城池形制大門的一把鑰匙。
所謂“城郭”，即是由毗連的“子城”（小城、內城、牙城）與“羅城”（大城、外城、郭城）兩部分構成的“重城”格局，“重城”與“城郭”意思相通，是古代城市在外城中又建內城，或在內城外加筑外城（郭）的故稱。
臺灣省著名蘇學專家李常生先生為撰寫《蘇軾行蹤考》（中華文史叢書，2019年8月初版），多年前曾來阜陽考察東坡行跡及城池建筑遺跡，亦認為：“宋代潁州城郭有子城及羅城，暨（明）正德《潁州志》所記載之南城、北城。北城暨子城”。
潁州城池是由南城（羅城）與北城（子城）構成的一整套城郭體系。其城郭形制肇始的歷史十分悠久，概括地說，秦漢已成形，唐宋有發展，明清更完善。雖然在抗戰初期為疏散需要城墻遭到平毀，但城池的四至仍在。
今天的東、西、南城墻路是其不變的基址，東、西、南三道外護城河（外隍）、北部的泉河（北護城河、曾作北隍）古戰場遺址，以及大觀塘、蘆池塘等部分內護城河（內隍），東南隅城墻上的垣上敵樓（角樓）建筑“望霍樓”（省級文保）、西北隅城垣上的“劉公祠”（省級文保），位于城市中衢“鐘鼓樓”西側的“城隍廟”（省級文保），關乎城守和護城河蓄泄兼籌的“謝公閘”，大水門道明清數百米城墻遺址（省級文保），以及前些年發掘的北關明代承恩門遺址等等。
這些都是阜陽只所以曾被譽為“潁川重鎮”的寶貴遺存，同時也是挖掘和研究城池文化的重要的實物資料。近年來，有關文史文博專家學者，對古代潁州城池沿革及建筑形制等多有研究成果，對深入研究潁州城池文化頗有啟迪。
阜陽市博物館副館長、館員楊玉彬先生《西漢汝陰侯國與汝陰城》（《阜陽城鄉建設志》黃山書社2018年10月第1版）一文，通過1990年3月阜陽老城區（北城）文昌閣建筑工地考古發掘出的“女（汝）陰宮當”等大量磚瓦建筑構件，結合《漢書·地理志》等文獻記載及阜城西南郊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夫婦合葬墓存在的史實，揭示了漢高祖六年（前201），劉邦封開國功臣夏候嬰于汝陰縣為汝陰侯，食邑6900戶，筑建汝陰侯宮殿區于今阜陽老城北城（子城），其占地面積應為393.75畝，約占阜陽北城（子城）面積的70％左右。
官府衙門（都尉治、侯令治）、少量的居民住宅、手工作坊布局、市井交易場地等僅占30％左右。而汝陰的南城（羅城）應規模大于北城許多，主要是百姓聚居生活區、商業貿易區、寺廟群落區等。汝陰侯宮殿區揭示的這段歷史，奠定了后世阜陽老城之千年根基。
城池外增設關寨，是阜陽古城池防御體系完備的一個重要特征。阜陽師范大學吳修申教授在《1862年潁州戰役幾個問題的考證》 （《“淮河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21年10月）中，簡述了“潁州戰役中，捻軍使用挖地道的辦法進攻，地道地雷爆破的目標是城外清軍的寨墻，而不是潁州的城墻”的觀點。結合《阜陽縣城廂圖》（民國《阜陽縣志續編》）標示及記載，可以確認，阜陽城池主要城門（四關）外皆筑有為加強防御而夯土版筑的寨墻及壕溝。吳修申教授還對“潁州圍城時間”作了考證：潁州圍城戰役，從1862年1月18日捻軍、太平軍和苗沛霖民團武裝等把潁州府城合圍，直至4月2日撤圍而去，潁州城被圍攻的時間一共為75天。整個潁州圍城戰役，以聯合部隊的解體和失敗而宣告結束。
城墻是一個城市發展的重要歷史記憶和文化符號，值得高度重視。2017 年4月9日，阜陽城市文化研究者、市政協委員張衛鈞先生撰文《阜陽北關地下發現古城墻磚基，呼吁立即停工，進行考古發掘》，此文發表后受到各方面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當年6 月至 8 月間，省市文物部門對阜陽北城古城墻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鉆探發掘，時任阜陽市文物局局長、市博物館館長劉建生先生執筆，發表了《阜陽市解放北路古城墻 2017 年度考古發掘簡況》。這段城墻的發掘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對潁州城、順昌城、潁州府等相關重大歷史問題的探索，有助于弄清北城門“承恩門”的位置、形制、結構和城垣變遷等問題，有助于增強對潁州城池的感性認識，對豐富阜陽城池文化的內容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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